绘画是一种言语活动吗？

原标题：罗兰·巴特：绘画是一种言语活动吗？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自从语言学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得到了发展，总之，自从本文作者说出他对于符号学有兴趣以来(至今已有12年了)，人们曾多次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绘画是一种言语活动吗?可是，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答案：人们还不能制定绘画的词汇学，还不能制定绘画的语法，还不能找出画面的能指与它的所指，也还不能使它们的替代和结合规则系统化。符号学作为符号的科学，还没有达到过问艺术的能力：这是不幸的阻碍，因为这种阻碍借助于空缺而强化了人的旧有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艺术创作不能被“压缩成”一种系统：我们知道，系统被说成是人和艺术的敌人。

说真的，提出绘画是一种言语活动吗这一问题，已经就是一种道德问题了，因为它呼唤一种不赞成的回答、一种死亡的回答，同时维护作者个人(艺术家)的权利和一种人类普遍性(社会)的权利。像任何革新者一样，让-路易·舍费尔不回答有关艺术(关于其哲学或历史)的假设的问题;他以一种明显地是边缘的问题来代替答案。但是这种问题的距离使他可以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绘画与它的关系(就像人们说的：一种旅程关系)、结构、文本、编码、系统、再现方式及形象化，这些从符号学延续下来的术语，都按照一种新的拓扑学得到了分配，因为这种拓扑学构成了“一种新的感觉方式、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画面与人们最终用以解读它——即(暗含着)书写它——的言语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难道这种关系不就是画面本身吗?

显然，问题不在于将对于画面的书写局限于专业的绘画批评。画面，不管是谁书写它，它都只存在于我就此提供的叙事之中：或者存在于人们可以对其进行的解读的总体与组织当中：一个画面从来都只是其自己的多元描述。通过我借以组成叙事的文本来对于画面进行这种全面描述，我们会看见，这种全面描述与可以设定为言语活动的一种绘画既很接近又有距离;就像让-路易·舍费尔所说的那样：“乍看，图像没有结构。但它具有它自己就是其系统的一些组织性结构。”因此。已不再可以(正是在此，让-路易·舍费尔按照他自己的主张提出了绘画符号学)将图画得以构成的描述设想为言语活动的一种中性的、文字的、外延的状态：但是，也不能将其设想为一种纯粹的神秘的心理加工，即无限地具有主观投入的场所：画面既不是一种正式的对象，也不是一种想象的对象。确实。“被再现”东西的属性不停地被弃之于不顾，所指总是被移来移去(因为它只是一种命名的接续过程，就像在词典中那样)，分析无止无境;但是，言语活动的这种逃逸、这种无限性，恰恰是图画的系统：图像并不是对于一种编码的表达。它是一种编码工作的变化：它不是一种系统的储藏室，但它却是系统的生发。让-路易·舍费尔在阐释一个著名的书名的时候，得以为自己的书起名为：《唯一与其结构》(I’Unique et sa structure);而这种结构，便是结构过程本身。

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面对作品的多样性(画面、神话、叙事)，传统的符号学的努力倾向于建构一种模式，参照这种模式，每一种产品都可以依据差距来得到确定。让-路易·舍费尔在这一基本点上延长了朱丽娅·克里斯特瓦的研究工作，按照让一路易·舍费尔的观点，符号学更可以出自于模式、标准、编码、规则的时代——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出自于神学。

索绪尔语言学的这种旁移(déviation)或者这种急剧变化，迫使人们去改动分析的话语本身，而这种极端的结果也许就是其有效性和其新颖性的最好的证据。让-路易·舍费尔只能在分析一个单一的画面时，才可陈述从结构到结构化过程、从远处的、固定的和让人着迷的模式到(对于系统的)研究工作;他选择了威尼斯画家巴里·波尔多纳(Paris Bordone)的《失败的比赛》(Une partie d’échecs)(这为我们带来了令人赞叹的“誊写、某种书写的快乐，这些最后都使得批评家也成了作家”);他的话语模范地与论述相脱离;分析不给出通常依据一大堆统计材料推导而来的结论;这种分析继续是处在言语活动的行为之中，因为让-路易·舍费尔的原则是，画面的实践本身就是其理论。让-路易·舍费尔的话语阐述的，根本不是这幅《失败的比赛》的秘密和真实，而仅仅是(必然是)这种分析借以自身结构化的那种活动：解读的工作(这种工作确定画面)彻底地(直至其根部)与书写的工作实现了同一：没有了谈论绘画的批评家，也没有了谈论绘画的作家，而只有书写家(grammatographe)，即写出画面的书写特征的人。

按照人们现在一致称作艺术审美或艺术批评的叫法，让-路易·舍费尔的这本书构成了一种初步的研究工作;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他只是在颠覆我们现有学识框架和颠覆决定着我们的“文化”对象之秩序的情况下，才做的这项工作。让-路易·舍费尔的文本不以任何方式属于著名的“跨学科”之谓，即所谓新的普遍文化的奶油蛋糕。并不是学识应该改变，而是对象应该改变：问题不在于将语言学“应用于”画面，不在于向艺术史中喷洒一点符号学;问题在于取消在机制上将画面与文本分离开的距离(责难)。某种东西正在出现，它将使“文学”和“绘画”(以及它们的元一语言学的相互关系即批评与审美)都变得过时，而将以一种通用的“测力学”(ergographie)来代替现有的陈旧的文化神性，那便是文本就是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就是文本。

（责任编辑：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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