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货币百种样貌：清代民国银锭亮点

　　预展时间

　　钱币

　　12月12日

　　上午12：00至晚8：00

　　12月13日

　　上午9：00至晚8：00

　　拍卖时间

　　机制币第一部分

　　12月14日（星期一）上午10：00

　　机制币第二部分

　　12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00

　　古钱 金银锭

　　12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00

　　纸币

　　12月16日（星期三）下午3：00

　　地点

　　北京昆仑饭店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2号

　　清代以后，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进一步确立，银锭作为货币载体，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铸造和流通达到历史鼎盛。同时，各省独立铸币的金融货币制度，使得各地所铸银锭不能相互通行。本省银锭进入外省，需经当地银炉重新熔铸，因此，清代以后的银锭造型，便因其铸造各行其是而具有了明显的地域特点。从遗留下来的银锭实物，我们不难看到，有四川的圆形碗锭、江西的方宝、云南的牌坊锭、贵州的茶花锭、陕西的槽锭以及两广的砝码锭等等，不一而足。因此造就了中国历史银锭如此纷杂的器形样貌，也为后世收藏留下了无比丰富的遗产。

　　近年来，清代、民国时期银锭行情有了大幅上升，收藏群体不断壮大，而且，藏家在追求藏品珍罕性的同时，对品相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银锭鉴定评级的普及，高评分的原色原光好品，将会体现出更大的价值空间。是次秋拍，清代至民国时期各省官商铸锭阵容强大，数量之多，品种之繁，为近年少有，多枚珍品首次面世。

　　Lot 1189

　　清代湖南“同治拾年 十一月 长沙县 张秉文”五十两龟宝/GBCA MS64+

　　Lot1190

　　清代湖南“同治十年 三月 刘阳县 钱公慎”五十两龟宝/GBCA AU58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90，图2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Lot 1191

　　清代湖南“光绪六年 六月 星沙省 洪泰兴”五十两龟宝/GBCA MS62+

　　湖南五十两大宝为各府州县解送省库的税银，其造型独特，民间习称“龟宝”，存世稀少，在五十两大宝中具有很高的人气。本场拍卖，同光之际铸造的“长沙县”“刘阳县”“星沙省”三枚龟宝同台亮相，前所未有。其中，“长沙县”品相佼佼不凡，“刘阳县”源于丽庄旧藏，“星沙县”则地名极为罕见。

　　Lot 1197

　　清代湖北“光绪十二年 八月 天门县 官钱局”五十两银锭/GBCA MS65+

　　打有“官钱局”戳记的湖北五十两大宝，所见年份大多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之后，即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官钱局成立以后铸造。此锭纪年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时间早于湖北官钱局成立十年。通过查阅湖北官办钱局、银号的相关资料，有学者研究指出，清初的康雍时期就已萌生官办性质的金融机构，初期称作“官钱局”“官银铺”，后称“官银钱局”或“官银号”。

　　据民国二十五年湖北省银行编印《湖北省金融》一书记载，同治末年，湖北境内频发战乱，金融苦竭，商民交困，地方政府招商设立官银钱号，拨放库存银两作为基金，准其发行银票、钱票，流通市面，并在武昌设立“公济益官银钱号”，在汉口设立“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这些官银钱号、官银号在发行银票、钱票的同时，还兼营银炉业，为湖北税课机关及州县地方政府销铸上解税锭，直到光绪二十二年湖北官钱局成立为止。

　　迄今，由上述湖北官银钱号、官银号发行的银两票或制钱票，均未发现有实物存世，但是，却给民间遗留了为数不少的银质货币——银锭。当时所铸银锭多为五十两大宝，铸造机构除了打常见的“公济益”“有成号”“协成号”戳记之外，另有以“官钱局”为记的官锭，如“同治八年 十二月 湖北厘金 官钱局”及此枚“光绪十二年 八月 天门县 官钱局”。此类由地方官银钱局、官银号销铸的大宝，铸造年份远早于湖北官钱局成立之日，且遗存数量极其稀少。

　　Lot 1203

　　清代江西“南昌府 足色地丁”双戳十两圆锭/GBCA AU55+

　　江西省所铸圆形碗锭所见极稀，打有“南昌府”名的地丁银，迄今仅发现二枚，另枚见载于台湾陈鸿彬编著《树荫堂收藏元宝千种图录》一书第208页。此锭铭文字口峻挺，通体带银光，气孔均匀亮丽，是集罕少品种与上好品相于一身的江西官铸税锭珍品。

　　Lot 1205

　　清代江西“咸丰年月 万年县 匠永茂”元宝形五十两银锭/GBCA MS61

　　咸丰一朝深陷太平天国战争，江西境内五十余县一度被太平军攻占，地方财税收入锐减。因此，这一时期的江西官铸税锭遗存甚少，而且，锭型多为方宝，元宝形制所见极罕。此枚万年县上解藩库税银的造型为元宝形，宝面光泽莹润，锭身包裹均匀醇厚的巧克力包浆，状态极佳，品种于江西五十两大宝最为罕见。

　　Lot 1207

　　清代江西“咸丰拾年肆月 安福县 伍拾两 匠元福”方宝/GBCA MS65+

　　出版：《银的历程——从银两到银元》，页145，图1，浙江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2015年

　　展览：“中国钱币学会金银货币专业委员会会员藏品精粹展”，浙江省博物馆，2016年1月15日

　　Lot 1208

　　民国时期“江西足宝”五十两方宝/GBCA MS62

　　清代江西各府州县上解户部的税课银锭，形制与其他省份迥异，采用独特的方形，俗称“方宝”，深受藏家喜爱。乾隆晚期至咸丰一朝，方宝的铸造地点多而分散，几乎遍布全省各府州县。形制与光绪年份铸锭略有差异，坯体扁薄，宝面宽阔，字戳稍小，存世数量远少于后期方宝，品相保存完美已价值不菲。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官银号成立后，官锭的铸造人名戳记由官银匠改为江西官银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改组了江西官银号，之后铸造的方宝铭文更改为“江西足宝”，铸额无多。随着机制银元、纸币的广泛流通，银两迅速退出金融流通，“江西足宝”也成为了历史上最后一种带有官方色彩的银锭。

　　Lot 1210

　　清代广东“道光十二年 天宝 二月兴记”十两砝码锭/GBCA XF45

　　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行”或“洋货行”，受粤海关管辖。彼时十三行行商在担任洋商业务代理，经营对外贸易业务的同时，还肩负着一项重要职责，即代理粤海关向与之往来的洋商征收关税。

　　“天宝”行是《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中有明确记载的十三行行商之一，嘉庆十三年（1808年）由广东番禺商人梁经国创办，主要经营茶叶、棉花、毛织品等大宗商品，至嘉庆末年达到鼎盛，地位跃升至十三行行商的砥柱中流。道光初年，英商在广州大肆从事鸦片走私贸易，使正常通关货物量锐减，加上英国在印度和锡兰大量种植茶叶，又使广州的茶叶出口遭受严重打击。随之，十三行商贸活力日趋衰退。道光七年（1827年），梁经国年老告病，禀呈粤海关核准，诿其子梁纶枢接办行务。鸦片战争后，天宝行业务日薄西山，由洋行转变为茶行，一直经营到光绪三年（1877年）梁纶枢病卒。

　　由于十三行行商身份特殊，属当时的“官商”，故所铸银锭的规格形制与官锭无异，存世品种与数量皆十分罕少，是广东砝码银锭中最为珍稀的品种。目前所见，由天宝行代征的洋商关税折银，仅有铭文“道光十二年 二月兴记”的本件拍品，以及另枚“道光十五年 十月康和”，且二枚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未见记载，首度见诸于公开拍卖。

　　Lot 1233

　　清代四川“炉关茶课”单戳十两圆锭/GBCA MS61

　　康熙四十年（1701年），西陲重镇打箭炉（今康定县）设打箭炉关，简称“炉关”。打箭炉是连接四川与西藏的重要贸易枢纽，炉关肩负管理该地区汉藏贸易、抽收百货杂物商税的重任。炉关内部业务分常关和茶关二个部分，常关税银归打箭炉同知兼收，用作粮台经费。茶关税收旧解四川藩库，光绪七年（1881年）丁宝桢改革茶税制度之后，茶税划出另解。明清二朝，均视茶叶为羁縻西藏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实行茶叶专卖制，仿盐引而设茶引。茶商缴纳茶税后，由政府发给专卖凭证，然后凭证购茶，运送至打箭炉与藏民交易。清末炉关每年额定正税为二万两，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茶税。此锭即为打箭炉茶关征收进藏边茶之茶税折银，存世稀少。

　　Lot 1234

　　清代“四川夔关 四川夔关”双戳十两圆锭/GBCA AU58

　　夔关位于四川省夔州府（今重庆市奉节县）境内，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境内最大的商税常关，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榷关，对过往川江的商船征收商税，其通关厘税是四川省及户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目前发现的夔关十两银锭，以造型浑圆朴拙的早期铸锭较为常见，晚期圆形碗锭则相对少见。

　　Lot 1274

　　清代四川“泸州 玖年针夹”双戳十两圆锭/中乾评级 近未使用

　　清政府对各省铸锭的成色并无明确规定，各地平色不一，加之称量货币的自身缺陷，交易过程中，缺斤短两或成色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不良商家铸造伪劣银锭从中牟利。为避免因成色参差而引起的纠纷，少数银铺将“当面打针”“当面针剪”“当面过针”等戳记直接打在银锭之上，意为可当面鉴定验色。

　　此锭铭文“针夹”，也是当面验色之意。所谓“针”，就是在银锭上钻出一个小洞，检验内部是否夹心或含有杂质，“夹”则是指银锭销铸和流通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夹剪。夹剪在炉房倾销银锭时，主要用来切割银料。验色时，通常用其剪开银锭，观察切口状态，以判定成色，又称“查口”，“针夹”以戳记形式出现于银锭之上，与“打针”“针剪”“过针”等意思相同，十分罕见，且地名、年份俱全，极其难得。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尚未见记载，公开拍卖首次出现。

　　Lot 1282

　　清代安徽“光绪年月日 淮南盐课吉记”五十两银锭/GBCA AU55

　　盐课是盐税中的主要税种。淮南生产的盐，行销到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个省份，此锭为各地所征收的盐课，全部上解到江苏两淮盐运使司之后，重新销铸的盐课税锭，是安徽官铸税锭的稀少品种。目前存世的淮南盐课税锭，有元宝形五十两大宝及圆形五两小锭二种，纪年则从咸丰到光绪时期都有发现。光绪以后，淮南盐课五十两银锭的造型开始趋向于山西大宝，从这种造型上的变化可以推测，山西票号的业务范围已扩展到淮南盐课的汇兑，并影响了其课锭的熔铸。

　　Lot 1283

　　清代安徽“光绪六年弍月 督销总局 皖岸盐课 和丰银炉”五十两银锭/GBCA AU58

　　清代盐法实行官督商销制，盐商须先向政府缴纳引税，才能前往掌管盐务的盐运使司请领盐引，然后，再凭盐引到盐厂购盐，并将所购之盐贮存在“岸”，即盐的运销地。政府于各岸设立督销总局，负责监督和管理食盐的经销，并征收盐课。

　　清代安徽主要行销淮盐。“皖岸”即安徽行销淮盐的区域，共有二十八个县地，所征盐课全额上解江苏两淮盐运使司。大通镇是清代长江流域最大的食盐进出口港、享誉中外的皖南“大盐仓”。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为进一步发展盐务营运，强化安徽的盐务监督职能，特设立大通盐务督销总局，简称“大通督销总局”或“督销总局”，负责监督盐务、疏销盐引，并征收安徽沿江一带的淮南纲盐盐课。之后又分别在长江沿岸的芜湖与和悦洲二地增设两个分局，直属大通督销总局管辖。

　　大通督销总局上解的盐课税锭，迄今仅发现二个品种，均为五十两形制，戳记分别为“督销总局 皖岸盐课”以及“芜湖分局 皖岸盐课”，存世皆屈指可数。

　　Lot 1286

　　清代贵州“贵阳 贵阳 贵阳”五两茶花锭/GBCA MS63

　　茶花锭是贵州特有的品种，因外围褶皱犹如茶花的花瓣而得名，造型别致，姿态优美，有一两、五两、五十两三种规格，无论有无铭文，均传世极少。此枚茶花锭口沿呈现十一个花瓣，片片相连，娇俏可爱。通常茶花锭面仅打孑孑一戳，此枚“贵阳”一戳三打，十分罕见。

　　Lot 1289

　　清代云南“嘉庆十七年 景东厅 银匠徐应贵”十两大长槽锭/中乾评级 极美

　　大长槽锭是早期云南迤西地区所征收的税银，在云南诸多银锭类型中，存世数量最少。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景东府降府置为景东厅，直属云南省，下辖今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1913年废厅改为景东县。景东厅地名锭出现于云南大槽之上极其罕见，同时打有纪年，则更是所见寥寥。中部加盖“课银”戳记，表明是由景东厅固定征收的税银销铸，而且，打戳方式为少见的一横二直，于众多云南官铸大槽中，拔乎其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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