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苟延残喘 奄奄一息

　　明代的传世珐琅有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两种。从已见存世的器物看，有纪年款识的掐丝珐琅仅见宣德、景泰、嘉靖、万历四朝，大量的各朝掐丝珐琅都无款识。

　　目前发现掐丝珐琅的实物还没有更早于明代宣德年款的，但从明代宣德款产品制作的精美程度看，可以断定不是草创之作。明代景泰蓝，丝用黄铜制作，火镀金，釉色明亮，有玻璃光泽，色彩喜用原色，对比强烈，形成华丽、浑厚的风格。

　　宣德时期金属胎掐丝珐琅制品，有年款者分两种类型：一是在器物的某个部位用珐琅釉烧成款识，款识内的釉色同整体器物的釉色浑然一体。这种款识是造器时，已包括于总体设计之中，属于原款。另一种年款是在铜胎上铸或者錾刻出来的，多位于器物底部。

　　到了景泰年间，金属胎掐丝珐琅工艺大为繁荣，产品有高与人齐的大觚，高约二三尺的尊、壶、鼎等仿古铜器的器物。尺寸和纹样设计也有进一步发展。景泰年间釉料与宣德时代基本上相同的颜色有：天蓝、宝蓝、红、浅绿、深绿、白色。宣德釉质光彩稍逊于景泰。新出现的为宣德时代所没有的釉料有：葡萄紫、翠蓝、紫红。此外，在图案设计、色调搭配、“掐丝”整齐、“磨光”细润、“镀金”匀实等方面，都是在宣德时代基础上的又一步提高。

　　在孙承泽《天府广记》中曾记述：“景泰御前珐琅，可与永乐朝(1403-1424)果园厂的剔红、宣德朝的铜炉、成化朝(1465-1487)的斗彩瓷器相媲美。”

　　这种说法令人生疑。景泰皇帝朱祁钰，在位不足七年，其间内忧外患连年不断，国力处于衰败之中，众多美术门类均已陷入困境，毫无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工艺难度大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工艺，何以能在短暂的几年里得到大的发展呢？
　　事实上，朱祁钰登上皇位后，为了满足内廷的需求，把先朝遗存的大量金属胎珐琅器进行改制，然后镌刻“景泰年制”款。从而“景泰御前的珐琅”便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宫廷中，并传诸后，真正景泰年制的珐琅作品反而很少。

　　明代有很多无款的铜掐丝珐琅器，和瓷器、漆器的花纹来对照，可以发现多是嘉靖、万历左右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出色的设计，是景泰诸款中未曾见到的做法。

　　清代宫廷中，专门设“作”制作珐琅器物，初期在武英殿附设的制造部门中设有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1718)和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合并。从现存实物来看，康熙时代的铜掐丝珐琅无大发展，只一般的保持了明代的制作水平，有款识的器物也寥寥可数。

　　现存清代初期的画珐琅山水人物梅瓶是我国传世最早的一件画珐琅。康熙年间的铜胎画珐琅已十分精美。张英告诉《艺术评论》，现存于台北故宫的景泰蓝有2800余件，多为画珐琅。

　　广东是清代制作铜胎画珐琅的主要地区之一。江宁及附近的苏州、扬州在当时也是铜胎画珐琅的产地。

　　画珐琅既有铜胎也有填白瓷胎，尤其是后者成为清代瓷器中的极精品。画珐琅的画工，既有画院画家，也有著名的花鸟画家，宫廷画师郎世宁也偶有参与。

　　雍正年间设有珐琅作，并有制造掐丝珐琅器和仿制“景泰珐琅瓶”的记录，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年代款识的掐丝珐琅器。但当时的金属胎画珐琅，却有丰富的品种和造型。郎世宁就奉旨为金胎珐琅杯及随盖、随托碟绘制过花样。

　　乾隆时期景泰蓝得到了极大发展，在宫廷造办处的景泰蓝作坊内，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当时景泰蓝在宫廷工艺品中占有重要位置，制作的景泰蓝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技艺之精细、色釉之丰富、造型之多样前所未有。由于蒙古族、藏族地区信仰佛教，清代宫廷大量制造佛教法器，热河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和北京的各大喇嘛庙，都烧造有金碧辉煌的法器。故宫宝相楼、梵华楼里面有“大清乾隆壬寅年造”款高与楼齐的佛塔。

　　乾隆时期的制作，胎骨厚重不减明代，铜质精纯。掐丝、磨光、镀金等技术超过明代，“圆润坚实，金光灿烂”，八个字当之无愧。釉料方面，一方面砂眼(烧蓝时，景泰蓝釉料经加工残留的杂质，因爆裂、碳化现象，会产生崩蓝、砂眼、黑斑)的现象大大减少，并出现了“粉红”和“黑”的新釉色，但另一方面，明代透明、纯净以及泛着玻璃感的几种釉色不见了。釉料的变化说明，这时因大量的制造，原来的产料地区已经不够供应，由于选择了新的开采原料地点，所以呈现出釉色变化。有人认为可能原来用的是云南料，到了乾隆时代改用山东博山的原料。

　　嘉庆时代的铜掐丝珐琅器，只是乾隆时代一般制作水平的继续。道光至同治时期制作很少。光绪年间，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出口商品，所以又以新的姿态繁荣起来。在此以后，商营的作坊纷纷开设，最著名的先后有“老天利”、“洋天利”、“德兴成”、“达古斋”等，老天利主要以仿古铜器著名，德兴成以制作陈设品为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此后海禁大开，光绪二十九年，按照工艺局的要求，景泰蓝等京货源源不断出洋，中国景泰蓝的声誉日隆，于是便出现了《京华百二竹枝》中的记载。

　　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的英美法德日商人，争相购买景泰蓝，输往国外。由于出口贸易的刺激和张謇、蔡元培、朱启钤等有识之士的扶持，民国政府还组织手工业品和艺人参加各种博览会。1923年至1924年，北京的私营景泰蓝作坊已有15家，仅老天利一家，全年交易额就达到30余万元，并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销处。1931年，北京的私营作坊发展到100多家，从事生产的工人约2000余人，是1949年前景泰蓝行业最兴盛的时期。

　　1930年以后，由于作坊迎合一部分买主的低级趣味，制作日趋庸俗低劣。一些营业者偷工减料，胎骨轻薄，放在水里能漂浮起来，人们常称之为“河漂子”。掐丝、点蓝也十分马虎，器物表面砂眼遍地，粗鄙不堪，人们甚至认为景泰蓝“有丝有蓝，(釉料、铜胎)不崩不漏就算是好活”。

　　日本侵华后，外销断绝，作坊纷纷倒闭，工人失业。一些手工艺人被当作劳工抓到日本。据老艺人说，到日本去也有从事手工艺劳动的，带徒传艺。然而，中国的景泰蓝生产，与其他行业一样，濒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非遗：新的机遇

　　上世纪50年代，为了保护和发展首都特种手艺，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珐琅生产合作社先后成立。1956年，第三珐琅生产合作社与42个私营小作坊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珐琅厂。1958年，三个珐琅生产合作社联合成为北京市景泰蓝工厂，并在同年与公私合营珐琅厂合并为北京市珐琅厂。早年在民间私营景泰蓝作坊里滚打的手艺人，被请回了錾胎、掐丝、点蓝的工作台前。在1956年北京确认命名的56位“老艺人”中，景泰蓝艺人就占了10席。

　　北京市东城区南部，即更名前的崇文区，是京城历史上手工业小作坊集中的地块。玉器市、布巷市、磁器口、景泰路、琉璃井路……这些不同年代路名，都透着老北京南城与工艺美术行业的渊源。至今，不少工艺美术业者还住在此地，集合了100多种中华工艺绝活的京城百工坊便在崇文区距天坛不远处。

　　在响应工艺美术出口创汇的年代，珐琅厂曾汇集了2000多名职工，但1990年代后，随着出口经营业绩下滑，珐琅厂为了维持经营，将一整栋楼租给了京坛医院。

　　2011年盛夏，当《艺术评论》记者第一次来到珐琅厂时，几百平方米的工厂大院里停放着一辆捷达车，走进生产大楼，底层的磨光车间里，一台磨光机器在昏黄的灯光下转动，其余四台没有动静。楼上的点蓝车间里，一派安静。

　　2013年深秋，当《艺术评论》记者第二次来到珐琅厂时，正值午饭后不久，底层西侧精品展销厅的入口处和门内，堆放着不少锦盒，有的装着景泰蓝，有的空着，五六位大姐麻利地取出、搬动、摆放，也顾不得厅里零星的两三个客人。

　　不多时，北京市珐琅厂总经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钟连盛应约而来，他说，这天北京文博会刚结束，眼前这些景泰蓝是才撤回来的。近些年，珐琅厂每年都会参加各大展会，既展示珐琅工艺，让年轻设计师的产品和设计也露露脸儿，又兼顾销售。两天前刚卖了一对百万元的景泰蓝花瓶。

　　钟连盛告诉记者，珐琅厂成立后，老师傅们不断改进釉料的配方，现在已经调制出60多种原色，设计师画出的颜色，配方都能实现。“明代的景泰蓝有六七种颜色，主要是蓝色为地，还有深红、油墨绿、黄、黑、黑绿几色。清代以后颜色逐渐丰富，康雍乾时期达到高峰期，研制出20多种釉料。”根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年间，除自制釉料，还进口10余种外国珐琅料。

　　“以前烧蓝用煤，煤渣对产品质量有影响，温度也不好控制，釉料里的杂质还会形成砂眼。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用天然气，实现了温控，火也特别干净，砂眼的问题大大改善，掐丝越来越规矩，点蓝也点得特干净。到今天，传统技艺的真实性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工艺更精到了。”在展销厅的墙上张挂了几张黑白图片，其中就有很熟悉的林徽因青年时期照片。实际上，景泰蓝传统工艺从上世纪30年代消失在北京街头到上世纪50年代的抢救性保护和传承，林徽因是其中一个不能被遗忘的名字。

　　北平解放后，清华大学费孝通教授带领学生利用暑假，对北平特种手工艺开展调查，梁思成、林徽因利用暑假研究特种手工艺。1949年8月，北平市人民政府邀请费、梁、林等30多人召开了一个关于特种手工艺的座谈会。会上，徐悲鸿建议：特种手工业今后要与美术家密切联系，以改良现在产品的图案。梁思成、林徽因强调，产品的艺术性与销路是一致的，必须认识过去中国美术的传统，目前研究试验的目的，是要求在形体上、花样上、颜色上进行改良。

　　1950年，在梁思成的倡导下，建立了景泰蓝创作专门研究小组和实验工厂，银行为工厂发放了贷款。清华大学建筑系牵头景泰蓝研究小组，设计出一批景泰蓝图样。1951年8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总结中提到，“一件好作品，除了花纹好看以外，还要形体美，颜色衬托得当。创作中往往将形体放在第一位，要求一件器物一眼望去就产生单纯的完整的明朗的效果。造型又是决定功能的，所以在创作中以形体为第一位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加以考虑。”

　　景泰蓝研究小组的成员，除了梁林，还有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油画家李宗津，以及刚从美国回国的敦煌学者常书鸿之女常莎娜等人。当年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求学的钱美华、孙君莲也是成员之一。

　　钱美华生前回忆，林徽因第一次组织小组成员开会时，拿出一件在海王村古文化市场买到的景泰蓝花瓶给大家看，这只花瓶是由老字号“老天利”生产的。林徽因细细说起景泰蓝工艺的历史和特点，还带着小组成员挨家走访散布在北京城东南郊区维持着景泰蓝生产的小作坊，并到每个小作坊跟随老工人学习景泰蓝工艺的每一道工序的制作技艺。梁思成不仅训练钱美华的造型能力，还为她引荐了当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钱美华得以常常求教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服饰文化的沈先生。沈从文帮助钱美华得到了故宫的批准，免票参观学习，并接触到很多不对外展出的古代精品。尽管林先生体弱多病，但每周还是坚持给常莎娜、钱美华她们授课。后来，常莎娜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执教。钱美华没有选择大学，也没有选择特种工艺品贸易公司，而是走进了最基层的珐琅厂，直至退休。几十年后，她谈起当时的选择，人们才知道，1955年春，钱美华去医院探望因病情恶化入院的林徽因，身形已极度憔悴的林徽因听完钱美华汇报了分别数年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后，对钱美华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会面后不多时，林徽因与世长辞，最后这句话，字字铸入钱美华心中，最终决定了她一生的人生追求。

　　《艺术评论》记者通过友人几次联系常莎娜，但已退休的清华美院常教授因为身体状况欠佳，记者在京采访时未能见到她。2010年3月，83岁钱美华也走完了与景泰蓝难分难解的一生。2011年，钱美华逝世一周年时，珐琅厂在中国第六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期间，举办了钱美华个人遗作展。珐琅厂从几百张钱美华遗存的设计图纸中选出了60幅投产制作，设计稿的时间跨度跨越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前，景泰蓝研究小组因为历史原因仅持续了2年，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当年的小组成员中，莫宗江师从梁思成学习建筑，李宗津曾在苏州美专学习西画，染织专业背景的钱美华擅长平面设计，出生在法国里昂的常莎娜回国前求学于波士顿美术学院，其他成员都来自高等美术院校，拥有扎实的艺术背景。半个世纪后，在现在的北京市珐琅厂里，却不复清华美院的余脉了，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高等院校每年浩浩荡荡的毕业生，再也找不出一个当代钱美华或孙君莲。目前的清华美院工艺美术系下设金属艺术专业，毕业生中也没有人选择珐琅厂的设计师工作。

　　在故宫专家张丽看来，珐琅厂真正创新的设计并不太多，大部分还是依据故宫图录稍加变化而作，有一些设计作品显得比较匠气。

　　《艺术评论》记者在展销厅转了一圈，所见器形不外乎是瓶、盘、罐一类，少有新颖、使人眼前一亮的设计。几年前，曾有一位台湾商人想与珐琅厂合作，设计生产带有珐琅工艺自行车，在车辆的支架部位嵌入珐琅工艺，但这项合作因价格或其他原因，最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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