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苟延残喘 奄奄一息

　　日本箱根有一项超过200年的传统工艺，寄木细工，也称作木片儿拼花工艺，它运用多种木材的天然色泽拼成几何图案，传统的工艺成品包括信匣、宝石匣、密码箱、杯垫、托盘等。现在到箱根旅行，要错过这项传统手艺还并不容易，因为它被开发成梳篦、书签、筷子、耳环等各种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产品。

　　二十多年前，在上海友谊商店曾对外销售景泰蓝制作的精美梳妆套件，包括一枚镜子和一把梳子，但这样的物品，目前并不在珐琅厂的产品系列中。珐琅厂办公室主任苗永生道出原因，以前的很多小物件都是根据国外的订单来生产的，做出来的都出口了。2013年的一次对外集中优惠销售活动，出售的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出口尾货和珐琅厂的老存货。随着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生产小物件的成本太高了，是否继续生产，都要考虑市场和企业经营等多方面的因素。

　　钟连盛告诉记者，前些年景泰蓝行业人才匮乏的情况凸显，这些年随着景泰蓝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逐渐好转。从事设计、制作类岗位的，均有大学毕业生，车间的技术类工种也有高学历的职工了。目前珐琅厂300多人中，半数是设计和制作人员。干得好的设计师，三十岁刚出头已经评上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了。

　　在车间里，记者看到一些聋哑女孩儿。钟连盛说：“她们都学过一些美术知识，干这一行得坐得下来，耐得下心。”米振雄曾告诉记者，“景泰蓝评上非遗后，政府每年拨给厂里8000元，让大师带徒弟。”8000元，折算到每天，不足22元。

　　从申遗成功到收藏市场的打开，再到文化产业的兴起，的确给传统行业带来了变化。珐琅厂也在响应这些变化。2012年，珐琅厂内的“景泰蓝博物馆”一期工程对外开放，450平方米内，展示了元明清各时期制作风格的珐琅器，以及珐琅厂自建厂以来各时期的精品和工艺美术大师和老艺人的代表作品。

　　2013年9月30日，珐琅厂建厂5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优惠销售活动“老物件淘宝大集”鸣锣开张，首饰盒、筷子、相框、小刀，很多生产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物件以几十元、几百元的优惠价销售，珐琅厂清早7:30就为排队等候的市民提前打开了大门。

　　2014年春节期间，“首届景泰蓝皇家艺术庙会”在北京市珐琅厂举办，除了参观上千件景泰蓝工艺品，珐琅厂还设立了六场景泰蓝艺术讲座。庙会期间，市民还参观了景泰蓝生产车间，观摩景泰蓝的制作过程，在工艺美术师的指导下体验制作乐趣。

　　非遗的机遇以及珐琅厂自身的探索，使珐琅厂的经营逐渐摆脱困难局面。钟连盛告诉《艺术评论》，这两年珐琅厂的年营业额有3000多万元。

　　2005年，钟连盛为北京某酒店设计了景泰蓝工艺主体与喷泉、灯光系统相结合的大型环境装饰工程，2007年又参与设计了新加坡佛牙寺超大型《景泰蓝转经轮》。

　　三年多前采访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米振雄，也给记者留下颇深的印象。年过七旬，行动也有些不便，身居陋室，却带着一群六十多岁的老伙计每天埋头于珐琅厂的工作室创造他理想中的火光艺术。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将黄山、峨眉、武当、西双版纳……化入创作稿中，又烧进一瓶又一瓶珐琅。在他看来，目前创作状态特别理想，也是景泰蓝艺术创作的最高峰。

　　鉴定：一票否决

　　北京市珐琅厂并不是目前惟一设计、制作景泰蓝的地方。河北大厂有一处景泰蓝加工工厂，工厂没有设计人员，仅从北京市珐琅厂接单生产。首都机场高速路附近有一处汇集几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的大院，景泰蓝制作家张同禄便是大师之一。安徽铜陵也有景泰蓝制作基地。

　　《艺术评论》记者从一位拍卖行的资深人士处得悉，一些拍场出现的打着明清珐琅的高仿景泰蓝正是从安徽铜陵流向古董贩和拍卖行的。不过，当记者几次试图将问题引向这个话题时，无论是米振雄还是钟连盛都三言两语地绕开了，或许身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他们不便也不愿揭开圈内皆知的秘密。

　　事实上，艺术品的临摹、仿制古已有之。景泰蓝本身便是景泰年间对前朝工艺改制及加工的产物，后代对景泰年间的珐琅也一再仿效，甚至落上景泰年制款，将这一切称之为“一场仿品的胜利”也并不为过。

　　据记载，景泰年间的改作方法，大致有两种：

　　一是利用各种不同样式的旧器物，截取不同的部位，经过拼配焊接，重新组装成器，镌刻年款后，再行镀金。这类通体各个部位都用旧器拼装组合的制品，整体釉色一致，设计十分巧妙，看不出明显的拼接痕迹，但器身上的图案缺乏完整性，造型比例也不甚规范，图案装饰常有异样，如果不熟悉器物的时代风格特点，难以看出破绽。

　　二是利用早期遗存的珐琅重器，截取其主要部位，再重新烧配造型所需要的其他局部，组装成新的器物，镌刻“景泰年制”款。这类经过重新烧配改装的器物，其造型和图案均可参照旧器物局部形式，按需要加以配制，使通体风格特点相吻合，整体上看不出有何异样。但是，由于各个时代所用的珐琅釉的配方不尽相同，烧造出来的色泽存在明显差异，这是仿造者所无法回避的难题。这类重新烧配组装的器物，可以比较容易地从釉色中看出破绽。

　　除了利用先朝的珐琅器改制，明末清初时，“景泰御前的珐琅”名声已经很高了。所以，后世常把万历时代的珐琅制品改成“景泰年制”。也有的作品是按照“景泰珐琅”的风格特点进行仿造的。这两种现象如稍加注意观察，是易于识别的。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仿造“景泰年制”款的珐琅制品增多，仿制技术水平也很高。

　　如，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雍正六年(1728)五月初五，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四日，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内奉旨……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

　　清宫档案表明，雍正、乾隆时代重视仿造“景泰御前珐琅”，其中有的是照旧样仿制，有的则画新样制造，镌刻“大明景泰年制”款。按照原器仿制的作品，其风格类似明代特点，而画样新作的制品，则清代特点突出。

　　从清宫档案的记载来看，雍正七年(1729)以后，似乎见不到制造掐丝珐琅的记录了，这或许是由于雍正皇帝对烧造技术不满，而停止了生产的缘故。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造办处档案记载仿造“景泰年制”珐琅制品的事例较多，到三十三年(1768)以后，这种仿制活动就很难见到了。但是，把旧器上“景泰年制”款取下来，再按照旧款式样重新镌刻“景泰年制”款并镀金的做法，仍时有记录。这类取下旧款、按照原款式样重新刻款的珐琅制品，无疑增加了款识的复杂性和识别真伪的难度。

　　古董业历来是一个真假莫辨，故事与诡谲交织的行业，学问、眼力、经验、吃药和趣味都蕴含其中。当传统古董业跨出了小众的圈子，加入现代的艺术品拍卖产业，不断以一件件天价文物诞生的新闻挑动大众神经，当中国文物艺术品年交易额跻身世界前三甲甚至坐上头把交椅，当古董业、拍卖业与商业投资的联系日趋密切，当艺术鉴赏、文化传播逐渐进入公共领域，古董和艺术品的真假既已关乎公众利益，真相就应当被追问。

　　一件标着清乾隆年制铜胎掐丝珐琅并写明了估价范围的景泰蓝，是北京某知名拍卖行2013年秋拍的拍品之一。一位与《艺术评论》记者一起逛预展的资深行家看了几眼：“看做工，这是民国的仿品。”预展现场观者攒动，行家不便细谈。

　　张丽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说：“拍卖行(春秋两季)大拍的拍品还可以，通常会请专家把关，小拍根本就不行，几乎都是假的。”

　　“市场中出现的景泰蓝仿品都是近十几年陆续出现的，且仿制的水平逐年提高。过去专家鉴定先看款识，但随着故宫藏品的印制出版，通过电脑扣样，仿品的款识几乎与真品如出一辙了。现在的故宫专家，需要从造型、釉料、掐丝、款识、纹饰、镀金等多个方面鉴定。即使仿制者见过展览的真品，却难见器物内部真容，更没有条件像清代珐琅作的工匠，一手持真品，一手制作，器物内部的纰漏往往暴露了仿品的身份。” “市场上层出不穷的仿品锻炼了我们的眼力，提高了我们的鉴定能力。在库房摸爬滚打多年，真的东西看多了，自然可以分辨赝品。几位专家组成鉴定小组，采取‘一票否决’的规则，只要出现一处破绽，就予以否定。”

　　近些年，部分博物馆专业人员参与社会文物鉴定屡有负面新闻曝出。2011年的“金缕玉衣”事件中，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5名鉴定专家，为民间自制的“金缕玉衣”开出24亿元的天价评估，导致巨额贷款诈骗案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身为故宫博物院专家，张丽有时会感到犹豫，一方面她很愿意向公众分享景泰蓝的知识，推动传统艺术的传播，一方面对于来自各地的鉴定邀请又感到为难。“有的藏家已经出了图录并公开销售，我们明确提出图录上的器物有问题，藏家却不接受；有的藏家通过朋友请我们鉴定，但是我们不清楚藏家的背景、藏品来源和寻求鉴定的目的，不方便轻易接受和表态。”

　　(本文关于景泰蓝背景等参考朱家溍著《故宫退食录》，唐克美、李苍彦著《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等文献。)

转载旨在分享，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