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拍卖会上“鹿布”缝制的锦袍
敦煌丝绵部落与吐蕃番锦
763年(唐代宗宝应二年)，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大部分州县，参照吐蕃本身制度，吐蕃统治者将沙州(即敦煌)百姓按职业分成若干个部落，包括“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门亲表部落”等。
有学者认为“丝绵部落”与棉花种植有关，以此证明吐蕃统治敦煌时当地有棉花种植业。日本学者藤枝晃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丝绵部落当与吐蕃丝绸纺织业有关。《周书·异域下·焉耆传》记载：西域某些地区，“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纩者，丝绵也。吐鲁番文书所谓“绵”，皆指丝绵而非棉布。看来，敦煌曾经是吐蕃番锦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由于敦煌丝绵部落中有许多粟特遗民，所以吐蕃番锦深受粟特纺织艺术的影响。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所获丝织品中有许多粟特艺术风格的织锦，以前全被当作粟特织锦。都兰吐蕃番锦的发现相当重要，说明这些粟特艺术风格的织锦实际上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织锦，一种为粟特织锦，另一种为粟特风格的吐蕃番锦。尽管我们目前尚不能完全辨别二者，但是有些品种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公元9世纪末，敦煌文书将一种五彩鸟纹锦称作“番锦”。法藏敦煌文书《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物交割历》提到：“大红番锦伞额壹，新。长丈伍尺，阔壹丈，心内花两窠，各壹张内，每窠各师(狮)子贰，四缘红番锦伍色鸟玖拾陆。”
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在都兰吐蕃墓发现过类似图案的织锦，如连心纹织锦残片，团窠纹、心纹织锦残片。此墓年代约在公元757年。鉴于公元9世纪中叶敦煌文书提到此类织锦，那么团窠对狮纹锦当为公元8世纪后期至公元9世纪前期行销丝绸之路的吐蕃番锦。
敦煌文书所谓“四缘红番锦伍色鸟”，则指都兰吐蕃墓出土的一种“联珠对鸟纹五色锦”。元代乔吉《歌者睥睨潦倒故赋此咎焉》有诗曰：“绣屏春暖茜氍毹，罗袖香番锦鹧鸪，银盆笑击珊瑚树。弃明珠换绿珠，见书生如此头颅。升仙桥曾题柱，卓文君不驾车，谁识相如？”所谓“番锦鹧鸪”就指“联珠对鸟纹五色锦”。
美国收藏家普里查克收藏了一件小孩穿的五彩锦短袖裙衫。上身用联珠对鸟纹五色锦剪裁，下身为蓝色裙摆。美国克里夫拉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另一件唐代小孩穿的联珠对鸟纹锦衣，所用五彩锦与普里查克收集品完全相同。这件锦衣的年代定在公元8世纪，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定为粟特织锦则不一定正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都兰吐蕃墓发现过五彩对鸟斜纹纬锦，以团形瓣窠作环，内置对鸟，站于忍冬之上，鸟嘴衔有绶带。从敦煌文书相关记载看，此类织锦当系吐蕃本土出生的“番锦”。
敦煌文书《唐己未－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第28行还提到一种番锦。文中说：“……两匹。同日，支与退浑悉如没藏身死，支鹿布壹匹。”所谓“鹿布”当指一种对鹿纹番锦，流行于公元9世纪末至10世纪初。都兰吐蕃墓和敦煌藏经洞都出有对鹿纹番锦残片，当即敦煌文书所谓“鹿布”。
2007年纽约艺术品拍卖目录上，出现一件用“鹿布”缝制的锦袍，现为尼泊尔收藏家所有。这件锦袍长104厘米(约41英寸)，主题图案为对鹿纹，收藏家认为用公元7－8世纪粟特丝绸缝制。这件锦袍袖子上的图案为团窠含绶鸟纹，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都兰吐蕃墓发现过此类织锦，以团形瓣窠作环，内置立鸟，鸟嘴上衔有授带，年代当在8－9世纪。
吐蕃番锦的年代与吐蕃帝国相始终，始于636年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结束于840年朗达玛灭佛。吐蕃早期丝绸模仿粟特织锦艺术图案，随着吐蕃丝绸手工业的发展，逐渐出现独具特色的艺术图案。都兰出土团窠纹织锦就不见于粟特丝绸，应属于吐蕃本土生产的番锦。纽约拍卖会展示的“鹿布”锦袍用团窠含绶鸟纹织锦缝制，应该归类为吐蕃纺织物而非粟特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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