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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重器伯矩簋的世纪面世

张雄艺术网 http://www.zxart.cn发布时间:2014-01-11 来源:文物天地  作者:刘幼铮

摘要: 继纽约秋季亚洲艺术周苏富比上拍了一组重要的商周青铜器之后,11月初的伦敦秋季亚洲艺术周上,一件更令世人关注的青铜重器——西周早期伯矩簋亮相。



伯矩簋 正立面


  继纽约秋季亚洲艺术周苏富比上拍了一组重要的商周青铜器之后,11月初的伦敦秋季亚洲艺术周上,一件更令世人关注的青铜重器——西周早期伯矩簋亮相。已有评论称,它的面世,是近二十年来全球青铜器流通中的最重要的一件。 

  这件伯矩簋之所以重要,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和伯矩有关的青铜器,在已经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实物中已自成系列,在我国商周青铜器遗存中地位重要。 

  伯矩及其家族地位显赫,已经被公认为是西周早期宗周王室和燕国上层的重要角色。对伯矩家族的断代准确而可靠,其史迹具体而生动。经历代著录的和考古发掘报告公布的,且器身铸有伯矩铭文的青铜器,已有22件之多。最为重要的如:伯矩簋两件,除清晚期出土后流传两个世纪的伦敦这件,还有一件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竹园沟,收藏在宝鸡博物馆;伯矩鬲两件,新中国时期分别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和辽宁喀左山湾子,铭“在戊辰 燕侯赐伯矩贝 用作父戊尊彝”,均为首都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的最重要的藏品;伯矩盘一件,新中国时期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铭“癸 伯矩作宝尊彝”;伯矩甗一件,1971年出土于喀左山湾子,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铭“伯矩作宝尊彝”;伯矩壶一件,铭“伯矩作宝尊彝”,收藏在华盛顿。 

  伯矩家族彝器系列及其相关的考古资料,为考证西周早期社会分封制度和经济活动提供了珍贵实例和线索。 

  例如,伯矩家族的封伯史料显示出周王室封召公于燕的基础上,由召公在燕地封伯的现象。因而导出了西周伯制实际上应该是存在着两级封伯的理论:一是由周天子的二公加命出为二伯,分掌东西诸侯,可称为“王官伯”;二是周二伯可任命地方诸侯中的贤明者为诸侯长,管理一方诸侯之事,可称为“方伯”。伯矩家族应是召公在燕地所封的地方伯,即第二级。 

  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和伯矩有关的金文资料更是详实珍贵。据“卫釐”铭文,周懿王三年三月,矩伯向裘卫要了一件瑾璋,值贝八十朋,协商以土地十田交换。矩伯随后又向卫要了赤琥两件等物,值贝二十朋,协商以矩伯的三田土地相交换。为此,裘卫履行了报官手续并落实了土地转让;据“三年卫盉”铭文,记录了矩伯用他的十三田,换得卫的玉器、礼服等;又,据“九年卫鼎”铭文,在周懿王九年,矩伯和卫之间又进行了一次交易,矩伯以其下属颜的一块林地,换取了卫的一套马车和车马具。为此,卫还配送给矩伯的夫人姜三两的帛,以及其后卫得以实地踏勘这片林地,确定了林地的四至并堆土垄为界标等过程在铭文中都有翔实的记载。卫,是周王室主管王的衣物的官员。从裘卫四器集中反映出来的这些事实中可以得见,周王朝对土地所有权转移的管理十分清晰和具体;从中也可见,矩伯在周王室周边的上层活动十分活跃并呈常态,是周王朝的要人。

  伯矩簋和伯矩鬲,是西周青铜器在艺术和铸造工艺方面的代表之作。 

  这次面世的伯矩簋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世上仅存的四件三维兽面高浮雕有方座型簋之一件,反映了西周初期对晚商兽面纹高浮雕艺术的继承和提升,显示了西周初年政治经济的活力和张力。而且,方座簋这一样式仅存于西周初期这一特定的时期,在此期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出现。可以说,方座簋这一独特艺术造型的产生,提供了商周青铜器艺术最后隆重谢幕的最佳舞台。伯矩簋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李学勤先生独具慧眼的关注,他在1994年著文《纹饰奇特的伯矩簋》。伯矩簋的这种艺术创作风格,更加极致地体现在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伯矩鬲上,这两件器物既有血缘纽带,又在艺术风格上同出一宗。正是由于这一价值的考量,中国国家文物局把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伯矩鬲列入禁止出境展览的第三批名单中。 

  由于出土时代既久,伯矩簋的传承历史更具传奇色彩,著录和研究的价值更为厚重。 

  有关伯矩簋的记录,最早见于19世纪中期,由王味雪收藏。后转潘祖荫入藏攀古楼。及至民国时期,由上海金才记古玩行得到,于1946年由德裔美国人WALTER HOCHSTATER家族得到。1993年6月8号由伦敦苏富比拍卖,编号为Lot119,估价80万英镑。 

  至于著录,这件伯矩簋也是堪称“著录有序”:1872年,潘祖荫《攀古楼彝器图释》,第一册,第23号;吴大澂,1885年,《恒轩所见吉金录》,第31号;盛昱,《郁华阁金文》,手稿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第174.3号;邹安,《周金文存》,1916年,第5.104号;吴大澂,《愙斋集古录》,1919年,第174.3号;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第七卷,第29号;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第一册,东京,1977年,第41页,第A207号,第496至497页,第A207.1和第A207.2版;严一萍,《金文总集》,台北,1983年,第2200号;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册,东京,1984年,第236页,第38-39版,第64号;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册,东京,1984年,第99页,第156号;Jessica Rawson《Arthur M. Sackler收藏的西周青铜礼器》,第IIA册,剑桥,1990年,第38页,37图和147页;伦敦苏富比1993年6月8日拍卖,中国青铜器及瓷器工艺品专场,第119号;中国香港大学,《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6册,香港,2001年,第96页,第3533号;汪涛、刘雨,《流散欧美殷周有铭文青铜器集录》,上海,2007年,第97号;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2012年,第04314号;David Ekserdjian,《青铜·皇家艺术》,伦敦,2012年,第14号,第111页和256页。 

  伯矩簋在本世纪的首次面世,则是经由国际著名古董商吉瑟普·埃斯肯纳茨(Giuseppe Eskenazi)之手推出,老人特意为这一件器物编印了精美的著录,内含详尽的图片资料和相关的考证。他专门给我寄来此书,我因之得以专门关注,抚卷感慨,思绪澎湃。在历历美器和绵长历史长河中,我深切感受到了青铜文化带给世人的美。这样的美,竟然可以作为没有国界阻隔、超越种族的共同财富,穿越历史烟云而共有共享,永宝用之,这真真是历史的奇迹,现实的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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