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凶祛邪通灵玉
摘要:
《红楼梦》单八回写道，薛宝钗巧合认通灵，这通灵便是贾宝玉一落娘胎口中衔来的一块晶莹美玉。正面契文称：“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背面契文则为：“一除邪祟，二疗克疾，三知祸福”。
安徽亳县凤皇台汉墓出土两件刚卯
《红楼梦》单八回写道，薛宝钗巧合认通灵，这通灵便是贾宝玉一落娘胎口中衔来的一块晶莹美玉。正面契文称：“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背面契文则为：“一除邪祟，二疗克疾，三知祸福”。似这等用途的护身用玉，在我国历史上既有文献明确记载，又有当今考古发掘出土实物为证，至迟在西汉中晚期就已经有刚卯、翁仲和司南三种厌胜佩玉。它们虽同为谶纬之学的产物，但所表述的意义并不相同。
先说刚卯，这是汉代人佩戴在身上用以驱逐疫鬼之物。其名最早见于《汉书 • 礼仪志》和《汉书 • 王莽传》。形体呈长方形，中空穿竖孔，四面契驱邪祛疾的四句谶语，字体多为小篆或隶书。不过，其具体规格到汉晋时记载不一致。《汉书 • 王莽传》服虔注说：“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而晋灼却说：“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服虔是东汉灵帝时人，耳闻目睹不可不信;晋灼为晋时人，亦去汉不远，所言当有依据。近代吴大澂、陈大年和那志良三位先生都作过考证，其结论也未能统一。
刚卯的契词，属谶学符命之语，故显神秘且晦涩难懂。据正史记载称，刚卯用32或34字，即“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还有一种称严卯者，也是32字，辞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尓固优，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这些谶语的内容，多是方士用以驱鬼镇邪之语，并含阴阳五行之学。如“正月刚卯”，《汉书》各传、注都说是“以正月卯日作”之器。在汉代人心目中，正月为一岁之首，即为“元月”;刚卯所指之日，即正月中刚阳的卯日;严卯中的“疾日”则为子卯两日。因为历史上殷“纣以甲子(日)死”，夏“桀以乙卯(日)亡”，故以子卯为恶日。再如契词中的“灵殳”，殳本古兵器的一种，长一丈二尺，有尖，体呈八棱，《诗 • 卫风》有“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之句。陈大年先生认为，“古人兵器，司驱逐之用者，以殳为最良”。这里主要取其杀伐之意。刚卯契词的书体，为隶书和小篆两种。由于多用在古兵器的铭文中，且多有减笔或省去部分，这种文字被称为“殳书”，今人较难辨认。
刚卯一物始见于西汉晚期，最初只是民间的辟邪之物。佩戴者不论皇室，还是一般普通百姓并无限制。但到王莽执政之时，却因汉皇室姓刘，拆“劉”字为“卯金刀”，曾一度被禁用。到了东汉，由于统治者提倡谶纬神学，刚卯才又重新受到重视，并由民间用品提升为国家定制，凡着朝服，必须佩戴，而且还有等级制度。《后汉书 • 舆服志》载：“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腾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綔赤丝蕤，滕綔各如其印质。”可见佩戴之盛。从王侯以至庶民随身份的不同，所佩刚卯的质地有所差别。
刚卯的使用，据《汉书 • 舆服志》所说：“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双印”所指即刚卯，可见当时是成双佩戴的。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证实。在安徽亳县凤皇台一座汉墓中出有2件刚卯，皆白玉质，形体一致，长方体，穿竖孔，高2.25厘米，边宽1厘米，四面契字。一件铭“刚卯”，文34字;另一件铭“严卯”，文32字。另外，还在河北景县广川乡后村东汉墓出土1件白玉刚卯，文34字。江苏扬州市邗江区甘泉东汉2号墓出土严卯1件，文32字。由此可证史载不误，刚卯的源流始于西汉晚期，兴盛于东汉，此后便逐渐消亡。
不过到了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好古之士颇多，商贾为谋暴利，仿古之风日盛。明代人高濂在《燕闲清赏笺》评价说：“宋人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我想，寓意很好的玉刚卯，一定是追仿的主要对象。这一点尽管现在尚没有直接的证据，可是到了明代却铁证如山。“文革”中，上海陆家咀人防施工时，意外地发现了明代“词臣”陆深之墓。陆深为明代中期人，为官一生，不但文章出众，且嗜古玩。其墓随葬的文物以玉器为主，其中不乏汉代遗物，特别是3件玉刚卯。经考古人员的判别，一件制作粗涩、字体方折、刻划不规整者为汉代之物;另两件规整的，文字为标准小篆的则是仿制品。现代所见传世的刚卯，绝大部分为明代以来的仿古玉。
玉翁仲，是汉代人佩带在腰畔，用以显示威猛以镇邪之物。《史记 • 陈涉世家》有“铸以为金人十二”一句;司马贞索隐，释说其“各重千石，座高二丈，号翁仲”。这里所指是守卫宫殿的铜人或守卫陵墓的石人。不过原型翁仲，历史上确有其人。据明代沐氏《一统志》记述：“翁仲，姓阮，秦代安南人氏。身长一丈三尺，气质端勇，异于常人。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翁仲死后，铸铜为其人像”，并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为其守卫宫禁之地。后匈奴人来咸阳，远见该铜像，还以为是真的阮翁仲，不敢靠近。到了汉代又被刻成石人，立于帝陵之外为其镇墓。而以他的形象做成小型玉人，同样也是取其震慑之意。
玉翁仲的器形，既来源于守宫镇墓的武士形象，那么就应该去此不远。看上去显得高大威猛，面部表情肃穆，却不狰狞;雕琢简练，而不繁缛的一种小玉人。如明谢氏《金玉琐碎》一书所言：“翁仲小人，系汉八刀刻成。”现如今在我国一些文博单位，特别是在广大民间收藏有一定数量的被当作西汉之物的玉翁仲。它们多数为青白玉质、半圆雕的立身中老年男性像，高约1-2寸，头戴平顶圆帽，有的顶上出发髻，面呈倒三角形，用阴线表示双目和口;身着宽袖长袍，有的垂手，有的拱手;有的自顶至足竖穿一孔，有的自头以下分为两条，分别从袖口穿出。这些玉人既不能给人以威猛之感，雕工更没有汉八刀的浑厚风格。依此，我以为传世品中的多数玉翁仲，应为汉以后各代的追仿品。
在文博或文玩界，大多数人认为，玉翁仲始于西汉。因为确有不同式样的小玉人出现在西汉的考古发现中。特别是在广州象岗西汉南越国王墓出土的组佩上，有数件被称作翁仲的小玉人。其实，不论是单件的，还是组佩上的佩件，人物形态与雕工都不适合作镇邪之用。我认为，玉翁仲的出现应在谶纬之学泛滥的东汉时期。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东汉2号墓中出土小玉人一件，青白玉质，局部略带白斑沁。形态作中年男性，立姿，高4.1厘米;脸型较长，异于常人，神情严肃，头戴高冠，宽带博衣，衣领右衽，长裙曳地;腰际横对穿一孔，为系挂之处。玉人双眉入鬓，二目高挑，嘴抿唇紧闭，不怒而威;虽着长衣，不加任何纹饰。其雕工仅有双眉双目、嘴和衣衽八刀。这才是具有镇邪作用的玉翁仲。类似的玉翁仲，早年在河南洛阳烧沟西至东汉墓地出土过一件。
玉司南佩同样是一种具厌胜意义的佩玉。司南之器本是我国古代利用磁场的的指南性而制成的指南用具。古代的司南，指向者形如勺，下有方盘，使用时不论勺在盘上如何转动，最后勺柄所指必是南方。正如《论衡 • 是应》所载：“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后又有杨齐宣撰《音义》说：“亦足以畅先皇旨趣，为学者司南”，这里司南有指导之意。众所周知，我国自古就时兴卜筮之风，而司南又是主要工具之一。到了汉新莽之际，谶纬盛行，以至占卜万能。凡赴任之官，挟栻以治，身后以栻择茔。久之，便将实用之器变形为佩器，并以玉琢之，随身佩戴，是为祈祥司南佩。
司南佩虽源于司南之器，但佩与实物相去甚远。就所见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品来看，司南玉佩皆作扁长方体，腰部内凹切割成“工”字形。上面琢出状如小勺的司南，器底成碗形小柱;正、背“工”字面外弧。有的柄部弯曲镂空成孔，有的柄中部横穿一系孔。器形如河北省定县43号墓所出2件标本，一件长3厘米、宽2.3厘米，另一件长2.5厘米、宽2厘米。另外，司南佩还有一种简化的形式，如江苏徐州市土山汉墓和扬州市邗江2号汉墓所出琥珀佩。器虽呈“工”字形，但上面不见勺形，底足不见碗形，只是两个台面。此种玉佩多为达官贵人的专用品，所用材质多为上好的白玉，虽不饰纹饰，却抛光精细。
司南玉佩的源流，以往大多数人认为始于西汉。但迄今在考古发掘上万座西汉墓中，不乏王侯大墓，尚未见到一件司南佩标本。而所见者共有4处，其年代皆为东汉时期。依此，也只有将其上限暂定在东汉。东汉以后，司南佩便不再时兴。不过，后世历代多有仿制品。
以上三种驱凶、镇邪和祈祥的玉佩，皆是东汉新出现的佩玉品种。它们在当时谶纬流行的社会里，很受上层人士的重视，尤其是玉刚卯，甚至成为国家定制，成为显示身份高低的标志，以至世人纷纷效仿，争相佩之。所以我想当时的存世量一定非常惊人。可是在考古工作中，迄今发掘的东汉遗址、墓葬不在少数，其他品种的玉器常有出土，唯这三种当时颇受重视的玉佩，出土地点却寥寥无几，实在是令人费解。究其原因，我以为这三种玉佩都是为阳间生人所使用的，保护人们不受阴间冥世的袭扰。而人一旦死亡，灵魂就要到阴间冥世去报到，这已经是两个世界了。如果再将这些东西随身带走，岂不是非礼，自找麻烦。所以这三种玉佩，在当时可能不作为陪葬品用，而是继续留在阳间，保护逝者家人。
这里要赘言的是，玉，本是地质现象成就的一种矿产，虽有经济价值，但并不神奇灵验。佩玉只是人的一种嗜好或心念而已。人的一生平安与否，不在佩玉，而在修身养德。历史上殷纣王虽有宝玉千万，却因无道焚玉而亡;秦始皇得“和氏”宝玉，作传国玺，终因灭六国杀伐过重，而国祚短暂。因此，为人之道要像春蚕、蜡烛，枯竭自己而福泽他人，从中得到永恒。
（责任编辑：陈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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