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思：上博绘画馆为何如此耐看？
摘要:
上博十个展厅的常设陈列一般变动不大。书画的展品定期轮换是书画类展示的常规做法，而考虑到外展的因素，这细微的调整也是不少。下面这几幅我特别钟爱的作品，每次欣赏，总能品出一些新滋味来。
对看董其昌与“四王”
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
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明)
谈及明末清初的画坛，自然绕不开“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上博四王绘画收藏颇丰，无论哪套展品中“四王”的作品都堪称精品。
不过，如果对这一时期的绘画史感兴趣，那么斜对着“四王”展柜的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更是绝不容错过。董其昌的创作与画论对明末清初乃至整个清代的影响深远，他所确立的中国绘画“南北宗”之说，和提倡摹古仿古、追求笔意墨韵、强调沟壑自营的审美趣味，几乎主导了这一时期的画坛，“四王”中较为年长的两位——王时敏、王鉴都曾在绘画上受到董其昌的指点。
《秋兴八景图册》历来被视为董其昌山水画的代表作，八开册页均为董其昌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九月间游历京口、吴中一带时所绘，每开上还有董其昌亲笔题记，所录既有自作诗文也有前代佳句，与他一贯强调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以天地为师”、“以山川为师”、“以古人为师”也是颇为契合的。
翻个白眼，你奈我何！
清·朱耷《鱼鸭图卷》
朱耷《鱼鸭图卷》(清)
“文人画”这个命题，自始便内含了艺术本身之外的社会性，而这一点在明末清初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尤为突出。或许有人认为这破坏了艺术的纯粹性，弱化了技巧本身在艺术评判中的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任何创作作为艺术家内在感受的体现，都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其社会性的。
朱耷，号八大山人，与髡残、弘仁、石涛并称清初“四僧”。其作品极富个性，布局奇谲，用笔肆意，状物常常夹杂以夸张变形，将大写意花鸟在徐渭的基础上推向了极致。身为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明亡时已几近弱冠之年，明清易帜的国仇家恨在他的人生和创作中都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些不可言说的苦闷与忧愤，都付于笔墨。
朱耷的作品往往是在一片空白之中，有怪石奇立，而禽鸟或游鱼姿态夸张，又白眼以示人。世人称其“吝墨”，不肯多着一笔，也许正是这种无所凭依下的吊诡，才是他想要表现的情绪。朱耷常作小景，而此次在展的《鱼鸭图卷》虽是长卷，但有明显的段落之分，互相之间又隐含呼应，足见画家构图、笔墨之巧妙。
“郑板桥的竹子有伐？”
清·郑燮《竹石图轴》
郑燮《竹石图轴》(清)
与《鱼鸭图卷》相对的，是另一幅极具辨识度的作品——郑燮的《竹石图轴》。郑燮曾比较四僧中的石涛与朱耷：“石涛善画，盖有万种，兰竹其余事也。板桥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彼务博，我务专，安见专之不如博乎！石涛画法千变万化，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帖，比之八大山人，待有过之无不及处。然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纯用简笔，而石涛微茸耳，且八大无二名，人易记识，石涛弘济，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别号太多，翻成搅乱。八大只是八大，板桥亦只是板桥，吾不能从石公矣。”
时至今日，许多观众一进展厅就会问：“唐伯虎有伐？郑板桥的竹子有伐？”撇开无辜躺枪的伯虎兄，郑燮也算是一定程度的“求仁得仁”？当然，这么说并非摘指郑燮虚名太过，他的兰竹画法还是颇有巧妙之处的。整条展线上画竹的不少，除了前述的赵氏父子，明代部分尚有墨竹高手夏昶的一幅作品，互相比对更可看出不同画家在技巧、手法和艺术追求上的差异。
主展线的最后一部分是海上画派，虚谷、任熊、吴昌硕的作品都很有代表性。吴昌硕的铁骨红梅更是在一片沉凝的金石气韵之下，又投射出强而有力的生命气息。然而，这一圈走下来往往只是一个开始，书画世界如曲径通幽的桃花源，一步一景，看法无穷，值得寻梦人反复遁入。
作者简介
叶思，多年游走于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博物馆爱好者，脑洞偏大，请不要相信以上的文字能囊括博物馆展览的全部，我只是告诉了你一个关于我和展览的故事。
（责任编辑：魏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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