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妻郗璿墓识是真？是假？

       现在我们再来读王羲之自己写的《临河序》：“……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孙承公即孙统，时官“右将军司马”，而这个“右将军”，就是王羲之本人！王羲之应为右将军。

       吴先生行文至此有些激动，他显然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右军将军”的发生也很早，除了历史文献以外，出土文献亦已见，晋义熙三年（407）《谢求墓志》（球妻）“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89页，学林出版社，2005年。）此事距羲之去世仅四十多年，为何会如此，尚可深入探讨。

       王汝涛先生认为作“右将军”错了的几个理由，第一是“考《晋书》虽晚出，《王羲之传》是唐太宗亲自为之写《传赞》的，当不误”。此点难以成立。为什么唐太宗写了《传赞》就不会错了呢？第二是“《世说新语》成书于刘宋时，书中却屡称王羲之为王右军”。“右军”不等于“右军将军”，也难以成立。第三，“《言语》篇刘注引《文字志》亦言任右军将军”。前文已作分析，文献中称王羲之为“右军将军”者确实有，但有可能是错的。第四，“至于称之为右将军，始见之于刘注所引的《王氏谱》，此谱成书晚于《世说》本书。似乎将右将军与右军将军合二为一，在齐梁之间”。也不是理由。

       所以，《郗璿墓识》将王羲之的官职写作右将军，并没有错，反过来随着《墓识》真实性进一步得到验证，将成为王羲之所任乃“右将军”而非“右军将军”的有力证据。

       2.“都乡”问题

       《郗璿墓识》在首四行介绍郗氏和王羲之的籍贯时，都有“都乡”一词。“都乡”何解？

       清顾炎武《日知录》都乡：

       《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窆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汉济阴太守孟郁尧庙碑：成阳仲氏，属都乡高相里。（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2，清乾隆刻本。）

“都乡”，出土墓志所见多有，顾氏谓“即今之坊厢”，是否正确，有疑。

      西南大学博士黄敏综合各家说法云：

       要说同名异地，最多者莫过于“都乡”。从众多材料知基本上每个县都有一个都乡，且是县治所在，这种同名异地是行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强加于地理名称的体现。出土文献中都乡的记录是最多的，尤其是三国吴简和墓志，三国吴简主要是长沙国的情况，墓志涉及的都乡遍及各个朝代、郡县，传世文献都乡记载并不多。

       都乡所指历来说法不一。《日知录·都乡》说：“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杨晨认为“都乡言乡，当是附城近地”。《汉书新证》说：“西汉初中期，各县最重都乡、都亭制度，都乡为各乡之首，都亭为各亭之首。”裘锡圭先生认为“古代称县治所在之乡为都乡”，侯旭东认为“按一般惯例，城镇所在的乡称为‘都乡’”，高诗敏认为都乡所指不确，时代不同都乡域不同。（黄敏：《汉魏六朝石刻乡里词语的整理与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窃以为裘先生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都乡是县治所在之乡。

       3.王羲之“年五十六”问题

       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详细分析的，按照东晋时流行的谱牒式墓志的做法，墓主如为男性，则可在标题下先列其夫人，同样，如墓主为女性，当然应该先列出其丈夫，故《郗璿墓识》在标题下即先列出尚在世的王羲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讳羲之，字逸少，年五十六。”

       王汝涛先生一方面说“年五十六”这句话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又说：“细思之，是王羲之升平二年年56岁，极容易考证出来，而郗璿及其七子一女（献之除外），当时的年龄却不容易考证。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四个字，或者作者有意识地证明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而特意写上的吧？”

       按照王先生的意思，此点造假并不难。

       笔者以为多余不多余，这是就墓碑的行文规制而言的，本文第一部分已详作探讨，既然《郗璿墓识》是符合当时规制的，各碑在撰刻时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不足为奇。此点不再讨论。

       但升平二年五十六岁，明白地揭示了王羲之生于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王羲之的生卒年，在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至今未作定论。

        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王羲之”条，括注其生卒年为：公元321-379年，一作公元303-361年，又作公元307-365年。（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彩图缩印本【音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2181页。）显然以321-379为主。在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也说法不一。（齐军：《一个人，两生死——语文教材中王羲之的生卒月“辩”》，《语文建设》，2008年7、8月号。）关于王羲之生卒年的说法还不止这三种，孙鸣晨女史撰文归纳为五种，另外两种是公元303-379、公元306-364，这五种说法都有学者和一定理论支持。（孙鸣晨：《王羲之生卒年略考》，《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二期。）

       据孙女史文，公元321-379年说出自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余嘉锡先生已考证其不足据。《十七帖》中王羲之说（周抚）“年政七十”，自己“年垂耳顺”。若依321年说，羲之59岁时已是公元379年，此时周抚已死14年了，何来“年政七十”之说？又《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罗时叙    先生撰文考证，杜弘治死于公元321年，若此年王羲之刚生，何得见之而叹？（罗时叙：《王羲之生卒年及任江州刺史年代考证》，《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公元306年和公元307年生两说，不仅证据单薄，而且也经不起推敲。（参孙鸣晨：《王羲之生卒年略考》，《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二期。）

       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郗璿墓识》的出世，已可为关于王羲之生年的争议画上句号。

       4.王羲之七子还是八子的问题

       《郗璿墓识》在列出丈夫王羲之以后，理所应当列其子女。根据王羲之自叙及史料记载，王羲之有七子一女，（参王汝涛：《郗氏墓识考辨》，《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2007年02月。）但《墓识》多了一个“长子”，于是王汝涛先生说：“论起资料的可信程度来，王羲之书信乃是第一手材料，《十七帖》与《晋书》本传都说王羲之有七子，足以证明《墓识》上在王玄之之前增加了一个长子为不可信。”

      王羲之《十七帖》中的“吾有七儿一女……”

       但《郗璿墓识》如系造假，为什么要造一个没有史料记载的“长子”出来，授人以柄呢？且《墓识》“长子”下没有写上名字及其他情况，显为很小就夭折的一个儿子，王羲之后来育成七子一女，不再提已夭折的儿子，是很正常的。

       林乾良先生《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

       论到子女，文中第五行仅“长子”两字，连名也未取。近代以前，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难产出来的死婴以外又有脐带风（破伤风，俗称“七日风”）等。估计这个“长子”虽尚未赐名，但既生下来了，也不能不算，故保留了“伯”的地位。之前知道的王羲之长子玄之，字仲思；二子凝之，字叔平。向来学者对此感到不解，因为他违背了中国人兄弟排行所规定的伯、仲、叔、季的原则。今从《郗氏墓识》，则以上两个疑点即可迎刃而解了。（林乾良：《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书法赏评》，2015年01期。）

        王羲之夭折的长子如字“伯某”，次子仲思，三子叔平，四子季文，伯仲叔季已经用完，于是五子字幼恭，很巧妙地用了个与“季”含意相同的“幼”字，但接下去六子、七子、八子出世，只能另起序列，分别字子猷、子重、子敬了。王羲之与郗氏生了八个儿子，取名字也煞费苦心了。

       王福权先生另有一解：

       在现今的很多王氏族谱中，都有王玄之字伯远的记载，刘茂辰先生也认为王玄之就是伯远。至于是否可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但是按照伯仲叔季（幼）子的顺序排列的话，如果王玄之是长子伯远，那么这个墓志的记载还是有误的。由于一般认为王凝之字叔平是可以定论的，那么夭折的很可能是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而不是长子。按照伯仲叔季子的排行“七儿一女说”并不可靠。（按此处所指是学说，并非是否定王羲之书信的内容）笔者认为是立场不同所造成的，王羲之所说的“吾有七儿一女”这个“有”当理解为存在，也就是在世的才能算“有”。如果是他的二儿子很小就夭折，他给人说自己子女的婚姻状况时自然不会算上这个早死的儿子。而我们在考证的时候和王羲之当时说话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管他是否在世，强调的是客观存在。

        可备一说。

        不过数十年后，王羲之的这位长子也就被人遗忘了。《世说新语·品藻》：

       桓玄为太傅，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注：《王氏谱》曰：桢之字公榦，琅邪人，徽之子，历侍中、大司马长史。弟七叔，献之也。】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646页。）

      称王献之为第七叔，则是由玄之而下排序的。

     《郗璿墓识》中的“长子”二字，为王羲之研究增添了重要材料。

       5.王羲之诸子的名字及婚配问题

       除了长子以外，王羲之的其余七子在《郗璿墓识》中均有名字，其中除献之外，又均有婚配情况。上文已述及，七子的名字，符合古代取名的规则，据王汝涛先生梳理，凝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的名字及玄之之名，可见于《晋书》和《世说新语》，涣之之名，见于《二嫂》帖等。关于涣之，笔者还可以举出一条出土资料作补证，《谢球墓志》：“球妻琅瑘王德光，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父涣之，海盐令。”（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89页，学林出版社，2015年。）

       玄之字仲思，涣之的字季文，并不见于传世史籍。

       刘茂辰先生《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据《王氏宗谱》谓玄之字伯远，配庐江何氏，无子，以凝之长子蕴为嗣，且进一步推论羲之书帖中多次提到的“远”这个人就是玄之，王珣《伯远帖》中的伯远也是玄之。（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似难以令人信服。王福权先生说：“有学者认为王玄之字伯远，因而认为伯远就是王玄之。笔者曾经想过这个观点，如果延续下去推理，历史记载王玄之早卒，他曾经参加过353年的兰亭雅集，之后再无记载，即使王玄之在王羲之时（361年去世）去世，那么王珣写此帖时才12岁，这么小应该是写不出来那样的笔力的。所以，‘伯远’不可能是王玄之。”（王福权：《伯远帖释文新论》，《青少年书法》，2011年14期。）刘茂辰先生又引《宗谱》谓涣之字淳之，（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与取名字的规则不符，亦恐难取信。

      《墓识》所列王羲之八子中，除长子和幼子献之外，其余六子的婚配、亲家情况均有记录，其中除凝之外，其余五子之婚配史无明文，为独有资料，这些资料，在现存传世和出土文献中亦大多可以得到印证。容逐一审视。

      《郗璿墓识》：“次子玄之，字仲思，妻囗阳范氏，父讳汪，字玄平，吏部尚书。”

       范汪《晋书》有传：“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孙也。父稚，蚤卒。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后所记历官中无吏部尚书，桓温北伐后赋闲，卒年六十五。（唐房玄龄：《晋书》卷75《范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2页。）又《晋书·良吏传》，“范晷，字彦长，南阳顺阳人”，（唐房玄龄：《晋书》卷90《范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36页。）而《世说新语·排调》刘注引《范汪别传》曰：“汪字玄平，颍阳人。左将军略之孙，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历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946页。）这里写到了“吏部尚书”。关于“颍阳”，清吴士鉴《晋书斠注》“荀顗字景倩，颍川人”注：“《文选·为萧扬州荐士表》注引臧荣绪《晋书》作颍阳人。案：《地理志》颍川郡有颍阴，无颍阳，阳字为阴之讹。本传失载县名。”（清吴士鉴：《晋书斠注》卷39，民国嘉业堂刻本。）《世说新语》另一处引《王氏谱》曰：“王坦之娶顺阳郡范汪女，名葢，即宁妹也，生忱。”（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405页。）范汪之郡望应依《晋书》及《王氏谱》作顺阳，惜《郗璿墓识》“顺”字无法辨认。《世说新语》“左将军略之孙”，“略”当依《晋书》作“晷”，盖形近而误。范汪著有《棋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381页。）又有《范汪集》十卷。（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卷四，清光緖刻常熟丁氏丛书本。下云：谨按见《七录》，《隋志》一卷，《两唐志》八卷，本书有传。）

      《郗璿墓识》：“次子凝之，字叔平，妻陈国谢氏，父讳弈，字无弈，使持节、安西将军、豫州刺史。”

       此事传世文献多有记载，出土文献亦可证，《谢珫墓志》：长姑讳韫，字令姜，适琅瑘王凝之，江州刺史。（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92页图，第293页文，学林出版社，2015年。）

       王汝涛先生说，“这一年谢弈已经死去，当于其官职前加一‘故’字”。按谢弈固然卒于升平二年，《晋书》帝纪：“（升平二年）秋八月，安西将军谢奕卒。”（唐房玄龄《晋书》卷8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03页。）但郗璿卒在四月，其时谢弈尚存，怎么能加“故”字？

       《郗璿墓识》：“次子涣之，字季文，妻颍川陈氏，父讳逵，字林道，使持节、卫将军、淮南内史。”

       《世说新语·品藻》注引《陈逵别传》曰：“逵字林道，颍川许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禄大夫。逵少有干，以清敏立名，袭封广陵公，黄门郎、西中郎将，领梁、淮南二郡太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630页。）郡望、名字同，历官不同，王汝涛先生以《墓识》误，未作论证。又王先生说“淮南内史”之“内”字系“刺”字之误，不知有何依据，“内史”自是一种官名，且“淮南内史”《晋书》中亦多有，为何一定要作“刺史”？

       《郗璿墓识》：“次子肃之，字幼恭，妻陈国殷氏，父讳浩字渊源，使持节、中军将军、扬州刺史。”

       王汝涛认为：官职中使持节应作假节。《晋书》本传有“于是以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唐房玄龄《晋书》卷77，中华书局，1975年，第2045页。） 未载“使持节”，待考。

       王汝涛和王福权两位先生都认为升平二年，殷浩己革职为民而死，官职上应依第一、三行王羲之例，加个“前”字或“故”字。这最多只能说明《郗璿墓识》体例尚不够严密。

        《郗璿墓识》：“次子徽之，字子猷，妻汝南梅氏，父讳籍，字项羽，荧阳太守。”

        王汝涛先生说，“徽之岳父梅籍无考，然汝南郡的大族确有梅氏”。

       今按《世说新语·方正》“梅颐尝有惠于陶公”条注引《晋诸公赞》：“颐字公真，汝南西平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378页。）又为一证。“荧阳”似当作“荥阳”，然王汝涛先生认为“荥”写作“荧”是当时的习惯。

      《郗璿墓识》：“次子操之，字子重，妻济阳江氏，父讳虨（按：原碑无三撇，考见下文第三部分），字思玄，右囗囗、会稽内史。”

       《世说新语·方正》：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棊，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注：徐广《晋纪》曰：“江虨字思玄，陈留人，博学知名，兼善弈，为中兴之冠。累迁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旁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棊见胜。”【注：范汪《棊品》曰：“虨与王恬等棊第一品，导第五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381页。）

       《世说新语》以其郡望为陈留，《墓识》则作济阳。王汝涛先生说，“《晋书》写江虨为陈留圉人，《墓识》写作济阳人，有见识，因为晋代的陈留国只有济阳，而无圉县了”。按西晋惠帝以前，陈留、济阳不分治，其后晋惠帝分陈留郡东部一部分为济阳国，东晋改国为郡。故两者并不矛盾。其官职无考。有《护军将军江虨集》五卷录一卷。（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卷四清光绪刻常熟丁氏丛书本。下云：谨按见《七录》，“虨”隋志误“彬”。本书有传。）

       但王先生说，羲之诸子联姻之家，可考者原只二人（凝之、献之），《墓识》增至六人，所增者是否可信，是应考者。上引刘茂辰先生文据《王氏宗谱》和《金庭王氏族谱》玄之配庐江何氏，操之娶的贺氏，是司空贺循的孙女。与《郗璿墓识》不同。

       6.王羲之女儿问题

       《郗璿墓识》在其八个儿子之后，列出了女儿的情况：女适南阳刘畅，字序元，抚军大将军掾，父遐，字子囗，囗将军、会稽内史。

       此与《世说新语·品藻》注所记相合：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注：《刘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阳人，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历尚书太常卿。】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注：《庄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于口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646页。）

     王福权先生说，《墓识》及儿子亲家，均用“讳”字，而此处没有，是极低级脱文现象。笔者以为，《墓识》体例不严，容或有之，谓为“极低级”，过矣。

       王汝涛先生说：“关于王羲之的女儿的资料，自来考证之人不多。清代鲁一同取得一些成果。他在《王右军年谱》中引《世说》刘孝标注桓玄与刘瑾的对话：刘瑾，字仲璋，南阳人，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生瑾。至于羲之的女儿叫什么名字，鲁亦未考证出来。”有关王羲之女儿婆家的线索，虽然并不难寻，但在《墓识》中表出了刘遐、刘畅的籍贯、字和官职，是他处未见的，增添了珍贵的资料。

      王先生考证羲之女名孟姜，“因而思索，鲁一同……不知羲之的女儿字孟姜，情有可原，但《郗氏墓识》的撰文者，定然熟悉王羲之全家的事，竟然不能如七子一样写出孟姜的名字来，这又不能不令人怀疑《墓识》并非东晋时人秉笔的。”

    王先生的怀疑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郗璿墓识》凡女性均未表出名字，包括羲之之女，羲之各子之妻，郗氏之姐妹。

       7.郗氏外氏问题

       《郗璿墓识》在郗氏儿女之后，列出了她娘家的情况，先介绍其外祖（实际上是母亲）的姓氏：夫人外氏沛国武氏。

       王汝涛先生说：“夫人外氏沛国武氏”这八个字更是多余的了。郗氏墓志，详记郗氏娘家人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何必连郗璿外祖父家人都记上？如果论起重要性来，倒是应该记上其父郗鉴。倘若说是时郗鉴已死，那么谢奕、殷浩都是已死之人，为何又都写入墓志了呢？

       王先生又说：这一部分只有八个字，一个有关系的人名都没有写出来，而且根据墓志体例，没有必要写墓主外氏的。又只写郗璿的外氏姓武，无法考实。

       王福权先生发出了同样的责难：识文所记“外氏”并非“外室”，指郗璿的母氏。古人记载先辈无非是为了显名望，那么为何记载其母亲“沛国武氏”，却不记载鼎鼎大名的其父郗鉴呢？关于郗璿的弟弟妹妹等记载颇为详尽，但是为什么连小辈都记载了却不记载长辈呢？与礼不合，与理不合。

       这些责难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盖因两位王先生有认为此墓识不合他们心中的规制的先入之见，遂有“多余”之论。

       夫人姓郗，其父当然也姓郗，而且郗鉴是当时的名人，因而没有予以介绍。在其下列出姐弟妹之前，先介绍母亲的姓氏，也未尝不可。“无法考实”，不等于是错的。由此得知郗鉴的夫人姓武，也是有用的资料。

       8.郗氏姐妹弟问题

        《墓识》在“外氏沛国武氏”下，列出了郗夫人的长姊、妹、弟愔、妹和弟昙五位平辈的情况。

       “夫人长姊，丧乱相失。”据《晋书·郗鉴传》：郗鉴，“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应州命”。当两晋之交，“京师不守，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唐房玄龄：《晋书》卷67，中华书局，1975年，第1796页。）又《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郗鉴“家本书生，后因丧乱，解巾从戎”。（宋王钦若：《太平御览》卷207引《晋中兴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5册，第76页。）郗璿长姊之失踪，应即在西晋之末。

       王先生说：“其长姊名下，只有‘囗囗相关’四字，含义无法理解，使人加重对《墓识》的怀疑。”这可能是因为王先生所得《墓识》拓本模糊难辨，无法识别“丧乱”二字的缘故，不能苛求王先生。

      《墓识》：“妹适济阴卞轸，字道重，封建兴公。”王汝涛先生指出“轸”当作“眕”，《晋书》有传。是。

       卞眕之父卞壸，被誉为“兖州八伯”之一，盖拟古之八隽也。（唐房玄龄：《晋书》卷49《羊曼传》：“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孙也。父暨，阳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难渡江，元帝以为鎭东参军，转丞相主，委以机密。历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晋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壸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濌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隽也。”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2页。）卞眕父子兄弟同死于苏峻之难。（唐房玄龄：《晋书》卷70《卞壸传》：“卞壸字望之，济阴冤句人也。祖统，琅邪内史，父粹，以清辩鉴察称。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龙，玄仁无双’。玄仁，粹字也。……壸迁吏部尚书。王含之难，加中军将军，含灭，以功封建兴县公。……峻进攻青溪，壸与诸军距击不能禁，贼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壸时发背创犹未合，力疾而战，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攻贼，麾下苦战，遂死之。时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于是改赠壸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贞，祠以太牢；赠世子眕散骑侍郎；眕弟盱奉车都尉。眕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汝为孝子，夫何恨乎？’征士翟汤闻之叹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壸第三子瞻，位至广州刺史，瞻弟眈，尚书郎。”中华书局，1975年，第1866页。）

       卞壸曾被封为建兴县公之事，《晋书》卷六帝纪第六亦有记载：

      （太宁二年七月）丁酉，帝还宫，大赦，惟敦党不原。于是分遣诸将，追其党与，悉平之。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丹杨尹温峤建宁县公，尚书卞壸建兴县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奋武将军苏峻邵陵县公，邑各千八百户，绢各五千四百匹。（唐房玄龄：《晋书》卷6《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62页。）

       据史载综合分析，卞壸生于公元281年，卒于公元328年，即咸和三年，时王羲之26岁，郗璿小羲之数岁，郗璿妹又稍小，卞眕乃卞壸长子，从年龄上看，是相合的。

       卞壸籍贯济阴，卞眕建兴公，当为袭父之封。《郗璿墓识》所列与史合。惟眕兄弟四人之名均为目旁，《墓识》作车旁，音同而已，误矣。

        《郗璿墓识》：“弟愔字方回，临海太守，南昌公。”

       郗愔亦为当时名人，南昌公为袭爵，临海太守为其最后任职。《晋书》本传：“愔字方回，少不交竞。弱冠除散骑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忧，殆将灭性。服阕，袭爵南昌公，征拜中书侍郎。骠骑何充辅政，征北将军褚裒鎭京口，皆以愔为长史。再迁黄门侍郎。时吴郡守阕，欲以愔为太守，愔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唐房玄龄：《晋书》卷67，中华书局，1975年，第1801-1802页。）南昌公原为其父郗鉴之封爵，《晋书》帝纪：（咸康五年八月）“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鉴薨。”（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82页。）

       是《墓识》所列之职、爵均与史相合。

       《郗璿墓识》：“妹适济阳蔡奚，字子叔，太宰司马。”

      王汝涛先生说：“次妹适（《墓识》错成‘识’字）济阳蔡奚，字子狩。《世说新语·雅量》刘注《中兴书》有蔡系，字子叔。《晋书·蔡谟传》于其名亦作蔡系。想是《墓识》有误。”他指出“蔡奚”当作“蔡系”，是，与上文“卞眕”作“卞轸”一样，《墓识》用了一个同音字。但王先生将“子叔”之“叔”字释作“狩”，错了。

        关于蔡氏的郡望，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赵培海有专门研究，他认为蔡氏著名的郡望一是陈留，二是济阳，这两个郡望是前后相继的，先有陈留郡望而后有济阳郡望，甚至可以说陈留郡望最后被济阳郡望所取代。西晋惠帝以前，陈留、济阳不分治，此时的蔡氏一般称为陈留蔡氏。晋惠帝分陈留郡东部一部分为济阳国，东晋改国为郡，此后蔡氏中的一部分又习惯上称为济阳蔡氏。随着济阳蔡氏声望日隆甚至超过陈留蔡氏，济阳郡望存在于门第之风渐盛的六朝时代，“当世氏族每以郡望别高下，故土虽失，常欲存旧名以资辨识，故虽远侨他地，犹称故郡”。蔡姓之人即使在南渡江南之后，虽已经远离故土，依然把名声日隆的济阳作为其郡望而引以为豪。

       赵培海又说：

       我们可以把蔡谟至南朝蔡氏世系的传承联系起来，即：蔡谟-蔡系-蔡琳-蔡廓。值得注意的是：在蔡廓这里，蔡氏郡望第一次出现了变化，由“陈留”到“济阳”。在此之前，《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载蔡谟被赐与济阳男爵，蔡谟成为名副其实的济阳蔡氏的开山始祖，这是陈留蔡氏转化为济阳蔡氏的一个契机。此后，在南朝的蔡氏家族成员开始冠以“济阳”之名。（赵培海：《汉晋南朝济阳蔡氏家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这段论述有一个小小的矛盾，一方面说，“在蔡廓这里，蔡氏郡望第一次出现了变化，由‘陈留’到‘济阳’”。一方面又说，“蔡谟被赐与济阳男爵，蔡谟成为名副其实的济阳蔡氏的开山始祖，这是陈留蔡氏转化为济阳蔡氏的一个契机。此后，在南朝的蔡氏家族成员开始冠以‘济阳’之名”，从《郗璿墓识》所记来看，蔡系的郡望已经被记为济阳，蔡廓是蔡系的孙子，恐怕还是应该说从蔡谟以后蔡氏的郡望由陈留转化为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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