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妻郗璿墓识是真？是假？

       清吴士鉴《晋书斠注·蔡谟传》：

       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也。【注：《世说·方正篇》注引《蔡司徒别传》作济阳考城人。案济阳郡为济阴之误，详《地理志》注。惟《地理志》陈留郡亦无考城县，盖溯其旧望耳。】……转掌吏部，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长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学文义。【注：《世说·雅量篇》注：《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隋志》梁有《抚军长史蔡系集》，二卷，亡。《唐志》仍著录。《南史·蔡廓传》：祖系，抚军长史。】（清吴士鉴：《晋书斠注》卷77《蔡谟传》，民国嘉业堂刻本。）

       吴氏注谓济阳郡为济阴之误，颇有疑问。史载蔡系为抚军长史，《墓识》作太宰司马，应该也是郗璿逝世时的官职。

        蔡系为当时著名正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支道林还东，【《高逸沙门传》曰：遁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还就岩穴。】时贤并送于征虏亭，【《丹阳记》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因以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济阳人，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抚军长史。】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中华书局，2007年。第439页。）

       宋王应麟《玉海》谓皇侃疏《论语》列有蔡谟、蔡奚等人之名，此蔡奚如即蔡系，则与《郗璿墓识》所记同，当考。（宋王应麟：《玉海》卷41艺文：“《唐志》：《皇侃疏》十卷，【注：邢昺以为援引不经，词意浅陋。】《禇仲都讲疏》十卷，《贾公彦疏》十卷。《中兴书目》：梁国子助敎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厚、蔡奚、李充。”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第141页。）

       《郗璿墓识》：“弟昙，字重熙，散骑常侍，北中郎军司。”

       《晋书·郗鉴传》附《郗昙传》：

       昙字重煕，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司徒王导辟秘书郎，朝论以昙名臣之子，每逼以宪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中书侍郎。简文帝为抚军，引为司马。寻除尙书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加散骑常侍。顷之，羡征还，仍除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鎭下邳。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降号建威将军，寻卒，年四十二。追赠北中郎，谥曰简，子恢嗣。（唐房玄龄：《晋书》卷67《郗鉴传》附《郗昙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805页。）

       王福权先生认为，记载郗昙时“北中郎将”缺少“将”字，是极低级脱文现象，王汝涛先生也认为少了“将”字。但上引传中“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加散骑常侍”，荀羡为北中郎，郗昙为其军司，即北中郎军司，这一点没有错，问题是其后郗昙又被除北中郎将，两项任命的时间如何。《晋书》帝纪：“（升平二年八月）壬申，以散骑常侍郗昙为北中郎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03页。）《郗璿墓识》记郗璿卒于升平二年四月，郗昙至八月方为北中郎将，《墓识》怎么可能记录尚未发生的事情？关于此点，王汝涛先生说：“（《墓识》）大部分入志人的官职都扣准了升平二年这个年代，如书郗昙为北中郎将军司是对的，因为下一年他就实任北中郎将了。”不过他用了“扣准”这样的字眼，似乎在暗示造假者的细密之处。

       王先生又说：郗鉴是否生四女，其长女嫁与何人，三、四两女是否即嫁与卞眕、蔡系，无其他佐证。

       9.郗氏年寿问题

       《郗璿墓识》末两行明确记载郗氏薨于升平二年四月。

       对于《墓识》的干支纪年月日方式和准确性，王福权先生提出了质疑：

       按照“郗璿墓识”的原意，笔者给郗璿的埋葬时间进行了补全，按照其相近的时间，应该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东晋戊午年丁巳月庚申日（5月30日，四月初七）薨，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五月二十七日才是庚戌。也就是说墓识上的日期和天干地支相矛盾。历史上很少有记载了详细日期还要重复加上天干地支的，如同时的《王兴之墓志》“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一般是不说日的时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如《张镇碑志》“太宁三年太岁在乙酉，侯年八十，薨。”而且四十九天这么长的时间却有这么多的别字和脱文，根据王兴之家族墓志的风格，东晋家族墓志应该是有专人管理撰文、书写和刊石的。那么历史上所传的“王太保家法”难道就是这样刻墓识的么？

       《郗璿墓识》最后两行中所记录的郗璿薨日为“升平二年，戊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日期干支等均没有错，葬日的月份漫漶难辨，但可推算而得，查此年五月为甲申朔，六月为癸丑朔，六月二十八日为庚戌日，则郗璿的葬日为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不知道王福权先生说“应该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有什么依据？至于干支与数字并用纪年月日，也是古代常用的方法，如东晋《王建之墓志》，拓本中所见开首即为：“（前缺一行）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合葬。”又刘宋《谢珫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夏五月戊申朔，廿七日甲戌。”（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85页图、第292页右上图，学林出版社，2015年。）王福权先生由此而引申出的责难是没有道理的。

       但这一点还不是主要的。

       王汝涛先生说：“欲验证此碑为真为赝，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文献有没有王羲之夫人活了多少岁的记载，倘若有，记载是否可靠。”

       王先生又说：有两种南朝著作记载着郗璿活了90岁，其卒年为公元399年。其根据是《世说新语·贤媛》中的一段话：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注：《宋书》曰：惠字令明，琅邪人，历吏部尚书，赠太常卿。】问：“眼耳未觉恶不？”【注：《妇人集》载《谢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独存，愿蒙哀矜，赐其鞠养。”】答曰：“髪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823页。）

       王先生说：这段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世说新语》既记王惠去看郗璿，惠晋末宋初始为官，那时间总该是东晋末年了，郗谈及发白齿落，当然时已年老。又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载有郗璿给皇帝的《谢表》，自称年已九十，又称孤骸独存。据余嘉锡先生考证，应是指儿子王凝之死后，再没有儿子供养自己，得到朝廷的鞠养，故表示感谢。王凝之公元399年5月被孙恩所害，郗璿应是死于公元399年或其后。

       王先生又由此引申说：《郗氏墓志》来历未明，内容又多有与史书不合处，特别表出郗璿死于升平二年，只是孤证。反观 《世说新语》所记，三部书文互证：《世说》记其活到东晋晚年，《妇人集》记其年届九十，《谢表》记其孤骸独存，官家养育。当时二书一文，各自独立，作者不可能互相串通。而刘孝标注世说，引书谨严有据，一向受学者交口称道。向皇帝上谢表这种内容，无人敢于伪造的，故《郗璿墓志》不可信的成分居多，郗璿活至九十说，还无法推倒。

      王汝涛先生还在其文之结语中说，无法否定郗璿活到90岁的记载，是《郗璿墓识》最关键性的错误。

       确实，这是判断《郗璿墓识》真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关于郗璿年届九十说，根据就是《世说新语》中的一段话。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处有两条注释，一条是关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劭之孙，导之曾孙，右军孙行也。’”说明王惠为何要去看望右军夫人。另一条是关于右军夫人的：“嘉锡按：《真诰·阐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夫人若与右军年相上下，则其九十岁当在太元十七年前后。然王凝之至隆安三年五月始为孙恩所害，夫人上此表时，若凝之犹在，则不应云孤骸独存。夫人为郗愔之姊，愔以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夫人较愔仅大二三岁，则其九十岁时，正当隆安三四年间，其诸子死亡殆尽，朝廷悯凝之没于王事，故赐其母以鞠养也。”按照余先生的两种推算，太元十七年为公元393年，隆安三四年则为公元400-401年。但余先生未详考王惠其人。

      这段记载的主角是“王尚书惠”，为了弄清这个关键问题，必须查考《宋书·王惠传》：

      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祖劭，车骑将军，父默，左光禄大夫。

       惠幼而夷简，为叔父司徒谧所知，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高祖闻其名，以问其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惠亦造别，还过从弟球，球问：“向何所见？”惠曰：“惟觉卽时逢人耳。”常临曲水，风雨暴至，座者皆驰散，惠徐起，姿制不异常日。世子为荆州，惠长史如故，领南郡太守，不拜。

       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

       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时年四十二，追赠太常，无子。（梁沈约：《宋书》卷五十八列传第十八《王惠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89页。）

        按此传，王惠当东晋末年，受到后来的刘宋高祖刘裕的赏识，任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至刘宋初建之时，为郎中令，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以惠代焉。则王惠为尚书在刘宋代晋以后，少帝即位之前，即武帝永初年间（公元420-422年），当然，这是王惠任尚书最早的时间，此后也可称王惠为尚书，而时间更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则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

       那么郗璿生于何年呢？史无明文，可由其结婚时间等来推算。关于郗鉴为女择婿的时间，考证者甚多，王汝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述颇为精要，王先生根据《晋书·王羲之传》记此事：“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婚于（王）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婚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览》所引《世说新语》文（其文较现存之诸宋刻本为优），推定上引《晋书·王羲之传》文之“时”，应为太宁元年或二年间（公元323-324年），时王羲之二十一或二十二岁。（王汝涛《王羲之亲属有关问题的考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0月，第25卷第5期。）

       有趣的是，刘茂辰先生经过仔细排比考索，得出了与王汝涛先生相同的结论，而且时间范围限定得更小：时间和事件的仔细排列，显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约八个月的时间，《晋书》没有大的事故记载，可以设想，郗鉴此时地位提高了，时局暂时稳定了，因而向王家求婚。具体说，324上半年羲之与郗璿结婚，时羲之二十一周岁。（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

       根据王、刘二先生的考证，王羲之与郗璿结婚的时间在公元323-324年，其时如郗璿16岁，则约生于公元308-309年（其弟郗愔生于公元313年，与此亦大体相合），至王惠看望王右军夫人的“宋国初”（公元420-422年）已过去一百十几年矣，则“王尚书惠”所看望的“王右军夫人”如果是郗夫人，就不应该只有上述《世说新语》记载中的九十岁，而是一百十岁以上了，两者并不相合。

       再者，上文已推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岁，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锡先生考证的王尚书看望右军夫人的时间，太元十七年王惠年仅九岁，隆安三四年王惠也只有十六七岁，怎么可能以尚书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军夫人呢？

       《世说新语》记录的刘宋初王尚书惠所看望的“右军夫人”不是郗氏，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时？二是王羲之是否有其他夫人？

       其实，郗夫人的卒年在王羲之本人的书帖中也并非无线索可寻。

        以“十七日先书”帖的“十七”二字命名，包含有二十八帖的《十七帖》是传世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据宋黄伯思云：自昔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蜀太守者，未必尽然，然其中间蜀事为多，是亦应皆与周益州书也。（明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58晋王羲之集，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3册，第611页。）周益州即周抚，生年不详，较王羲之年长十岁，卒于公元365年（前述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据研究，王羲之给周抚的尺牍，主要写于其晚年称病弃官之后，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吴永斌：《王羲之尺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证》，（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清道光安吴四种本。）认为其中有十九帖是写给周抚的，并对这十九帖作了疏证、归并和系年，对我们今天了解王羲之致周益州书的丰富内涵有很大帮助。

        包氏以为：

        《十七帖》中的“十七日先书”、“计与足下别”、“诸从并数有问”、“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知有汉时讲堂”五帖应为一书，“先谢远惠，次杂问蜀事，末附致朱书。系由护军出守会稽后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为一书。

         “虞安吉者”帖云“远及”，当与抚也；“来禽”至“大惠也”，前列果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谓此帖为与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灭蜀，右军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后语，宣武未再至蜀，何能与宣武邪？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一帖，为升平一年书。

        请注意，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以下为“省别”帖：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包氏考此帖云：“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苏峻后，由江陵移镇巴陵，五年斩郭默，加督江州，复移镇武昌，九年辞镇归国，登舟而卒。属吏画其像于武昌西门，故称之。士行十七子，九子旧史有名，抚妹为士行子妇。老妇，右军称妻也。”

       帖中的“老妇”为羲之对夫人的称呼，羲之谓“疾笃救命，恒忧虑”，说明郗氏病重，似已难救。包氏将此帖置于升平一年之后，此帖以下，尚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和“吾有七儿一女”两帖，包氏均定为升平五年。包氏的考证和系年是可信的，他将王羲之说“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的那一帖系于升平一年之后，升平五年之前，已足与《郗璿墓识》所记郗氏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互证，如说那次郗氏病重不治，也是没有错的。王羲之一生书写了大量书信，可惜大多没有留下来，但一鳞半爪，亦大体可以弄清问题了。

       郗氏卒于升平中，此点出土文物、传世文献已可互证。王惠生于公元385年，即东晋太元十年，与郗氏并无交集。但目前也没有证据否定《世说新语》所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一事，则只能作另一种解释，即其时有王羲之的另一位夫人在世，年已90，这位夫人应生于公元330年左右，小于王羲之30岁。有两条材料可为此提供线索。

       一为《世说新语·贤媛》在上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之前相隔数条有一段记事说：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注：司空，愔，已见。郗昙别传曰：“昙字重熙，鉴少子，性韵方质，和正沈简，累迁丹阳尹，北中郞将，徐兖二州刺史。”】“王家见二谢倾筐倒，【注：二谢，安、万。】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819页。）

       这段记事很明确，是郗璿对两个弟弟说的话。《世说新语》中相隔不远的记事，一曰“王右军郗夫人”，当然是郗璿，一曰“王右军夫人”，则应该理解为另一人。

       又，被包世臣定为《十七帖》中致周抚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有人就“七儿一女皆同生”推论，说羲之没有纳妾，这表明夫妇情爱的专一，在纳妾成风的东晋时代，颇为罕见。（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但我不这样理解。按照包世臣的考证，这封信是在王羲之近60岁时写的，其时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王献之以外，婚娶已毕。请注意“皆同生”这三个字，同生就是一母所生，这时候郗氏已经去世，在王羲之的交游圈中，对于王羲之有没有纳妾或续弦，应该是清楚的，如果王羲之只有一位已经去世的郗夫人，他就没有必要说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因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他强调自己的孩子乃一母所生，一方面是在怀念郗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这时候还有另外的夫人，即上述《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位90岁仍在世的“王右军夫人”。

       王羲之是否有另一位夫人，仅凭上述两条材料尚不能作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尚书惠所看望的肯定不是郗夫人，凭借《世说新语》王惠看望90岁的右军夫人的记事，是不能否定《郗璿墓识》所记录的郗璿卒于升平二年的。

       这个最大的疑问解决了。

       由以上考辨可以得出结论：《郗璿墓识》从其外在形态和行文体例来说，是符合当时的惯例的，是一种谱牒式的墓志；从其内容来说，大多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或从传世文献中找到线索，也有传世文献无载的不少材料，在其真实性得到证实的条件下，如王羲之的生年、郗璿的卒年、王羲之曾有一个夭折的长子、王羲之几个儿子的婚配情况等等，都将成为研究王羲之的十分珍贵的新材料。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及的对此碑的真实性的质疑，基本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特别是《世说新语》所载王尚书惠在刘宋初看望九十岁的“王右军夫人”与此碑所载郗氏卒于东晋升平二年这一矛盾，以及将江虨写如“江霖”等所谓“低级错误”，都已通过详细考证得到解决。

        正如张笑荣先生所说，《郗璿墓志》的发现，将以最具有说服力的实物佐证，为人们解开重重历史迷雾，从而推动有关王羲之生平事迹、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及其流变、晋代的婚姻、殡葬风俗制度等等的学术研究。（作者系上师大兼职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辞海》副主编。发表有删节）

（责任编辑：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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