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怪杰”沈逸千——以画笔谱写爱国情

原标题：沈逸千：“画坛怪杰”以画笔谱写爱国情

1930年战地写生队蒙边西北地区影集

沈逸千《周恩来签名画像》

“画坛怪杰”沈逸千（1908-1944），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几度演绎了现代版的“昭君出塞”。他是20世纪中国画坛踏上蒙古草原采风的第一位汉族画家。曾有遗作《鄂尔多斯游牧记》入选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百年中国画展》，于2001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公展，并被编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步发行的大型画册《百年中国画》，可谓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踏上蒙古草原采风

1933年初春，时年25岁的青年画家沈逸千自组“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出任团长，率团自沪北上声援“长城抗战”。不久，因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军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沈逸千深感国难日深，便只身单骑首次出塞，在察哈尔、包头一带考察、写生，并自告奋勇，亲自为包头毛毯厂设计图样，支持民族工业。

值得一提的是：沈逸千在此行中，还专程去拜谒了王昭君墓，并当场作写生画，且七步成诗，吟诵出“古有宫人纾国难，今无儿女走天涯”之感慨。

沈逸千不知，凭借此次逼上梁山般的塞上之行，他居然成为了20世纪中国画坛踏上蒙古草原采风的第一位汉族画家。然而，事实证明他的这次冒险之旅是非常值得的，其收获良多。

沈逸千回沪后，以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的名义，于该年12月中旬假上海市民众教育馆举办了“蒙边西北展览会”，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观众纷至沓来，可谓踊跃，堪称盛况空前。据史料记载：“此次画展实开沪上空前盛举，观众达三十余万人。”

“国难画展”唤起爱国情

日军在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一手扶植起以清废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随后，又竭力怂恿蒙古王公脱离中央政府，早日投入其怀抱。

就在1934年春的一天，当所谓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成立大会将在位于乌兰察布盟的百灵庙召开之消息传到上海，沈逸千时任由“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更名为“上海国难宣传团”的团长，他当机立断，携带抗日宣传画迅速赶往北平城，旋即坐上了《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为他提供的汽车，日夜兼程赶赴百灵庙，去争取蒙古王公。他试图通过“国难画展”这一视觉冲击强烈的形式，唤起蒙族观众的爱国热情，团结蒙族同胞，与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共商抗日大计。一路上，沈逸千任凭车行于冰天雪地，毅然长驱直入。待百灵庙在望的时候，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而，百灵庙内并没有合适的场所可以作为展览场地。沈逸千灵机一动，便顺势将宣传画布置在百灵庙的外墙上，这样，不但能够供到会的王公观看，还吸引了来来往往的牧民骑着马前来围观，观众反而增加了，展览效果也显得更好了。其间，沈逸千专程登门拜谒乌兰察布盟盟长、蒙政会委员长云王。在云王府，他与王爷高谈阔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且即席为云王一家画像。沈逸千向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慷慨陈词。当时，蒙古王公贵族被这位远道而来的汉族画家感动，云王特意向他表示了谢意，并吩咐手下将祝福的哈达、名贵的獒犬和精美的毛毯赠予沈逸千。

为政要写生获签名首肯

在抗日战争期间，沈逸千作为“战地写生队”队长，其所作战地写生画来之不易，完全是第一手资料。他数年如一日，几易寒暑，跋山涉水，出生入死，穿梭于各大战区，甚至远征缅甸。他冒着枪林弹雨，像普通战士一样蹲在战壕里，以笔代枪，描绘战争风云。这恰是一般安逸地坐在画室里工作的画家难以体会的生活，而战争的场面远非象牙塔中画家之凭空想象。

由于是现场写生，他的战地写生尤为鲜活，慑人的现场感，让观众顿时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且看《中条山机枪手》《太行山战壕一瞬》《长沙会战中的日军遗尸》……在上世纪40年代来华、后来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美术史之著名学者的迈克尔·苏立文所著《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一书中，收入了沈逸千的遗作《中条山机枪手》，作为该书的插图。

而沈逸千为抗日战争中的国共两党军政要人所作画像，亦是其抗战写生的特色之一。例如：作于1937年太原会战期间的铅笔速写《周恩来像》，所绘系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刚到山西太原与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以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事宜的周恩来，沈逸千寥寥数笔就将其能言善辩、气宇轩昂的形象勾勒出来；而作于1941年的毛笔速写《卫立煌像》，乃是画于中条山上，虽然笔墨不多，但是却很传神地刻画出了一员虎将的形象。中条山跟太行山一样具有战略意义，隶属于第一战区管辖，曾一度久攻不破，遂被日军视为“山西战场的盲肠”。

时任第一战区司令的卫立煌将军，曾经是国民党军队中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如今仍被列为“抗战十大名将”之一。而上述两幅名人画像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获被画者亲笔签名认可，由此显得愈加珍稀。（崔爱武）

转载旨在分享，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