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身份焦虑

倘若文徵明穿越到今天，他会喜欢邓紫棋的《泡沫》。 

文徵明一生所追求的翰林的身份、忠臣孝子的身份，到了后世，统统都成了“泡沫”，恰如邓紫棋所唱：“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

文徵明在世的时候，请人给他写传记，书中记载他是“清贵之选”的翰林、诗书俱佳的江南文人领袖，重情义识大体的朋友，光宗耀祖的孝子，但是几乎没有谈到他的绘画艺术。因为相对于仕途和忠孝节义，绘画只是旁枝末节、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文徵明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寒窗的辛劳，十次乡试落榜的耻辱，苦苦追求的文官身份，在翰林院里左右为难、战战兢兢的四年煎熬，后人根本不在乎。没有几人记得他的翰林、孝子的身份，后人只记得他作为一个文人画家的身份。恰如邓紫棋那一句：“有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全都是泡沫，只一刹的花火。”

历朝历代，“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高贵身份，尽管他们留下了伟大的作品，后人评价他们为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在当时，艺术家的“身份”并不是他们人生的最高目标，或者说，他们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左右为难，无比的焦虑。

十九世纪的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在他的名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说：伟大的艺术品是一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但是有一点阿诺德没说：艺术家在创作艺术品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处于紧张与焦虑当中。

一个人的价值，源自别人对他的评价。无论多么伟大的艺术家都无法逃脱这一点。地位的焦虑与身份的焦虑纠缠着艺术家的一生，无人幸免。地位的焦虑让艺术家的技艺精益求精，身份的焦虑让艺术家思考艺术的本质，思考艺术对社会与时代的影响。

简单来说，“地位的焦虑”就是一个人担心自己能够爬得多高？捧着铁饭碗仰望着金饭碗。身居画坊陋室而心怀朝天阙的志向。

而“身份的焦虑”则是一个人审视与追问“我是谁”？我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文人士大夫？我是一个院体画家还是一个弄臣？我是桃花庵里的逍遥客还是贵族的门客？我是文人画家还是翰林院庸官？我是一个宫廷画师还是一个人文主义艺术家？我是一个专注于艺术语言的艺术家还是一个用艺术影响时代的艺术家？

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追寻“我是谁”的历险记，只不过这一部“Who am I”的主角不是Jackie Chen或Matt Damon，而是吴道子、苏东坡、赵孟頫、唐寅、文徵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职业画家的焦虑

中国古代的画家，简单来说分为两种：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

职业画家大多是出身卑微的草根阶层，寄身于民间作坊之中。跟随地方画师学习各种民间风俗画，练习写真、插图、装饰等绘画技艺，他们很少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一个职业画家技艺出众，声名远扬之后，润笔酬劳自然节节高，其中凤毛麟角的杰出者有望通过推荐或考试成为宫廷画家。

一个职业画家，只有地位的焦虑而没有身份的焦虑。每天赚取15文的贫贱唐代画工；官拜“宁王友”而锦衣玉食的吴道子；睿思殿里的院体花鸟画家；钻研中西合璧的郎世宁；身为“文人画批发商”的郑板桥······这些职业画家在意的只是润格的贵贱和饭碗的成色，从来不会产生“身份的焦虑”，他们踏踏实实地操劳着职业画家的营生。

业余画家的身份焦虑

业余画家往往是“二代”，不是官二就是富二，出身士绅官宦之家，自小身处文人名流、富绅藏家之中。他们跟随家族或者世交的擅丹青者学习绘画。他们有很多机会见识和临摹古代经典名作，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个人风格。文人画家由于出身中上层，他们认为功名仕途才是君子大道，绘画只是不入流的“雕虫小技”。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开科取士以来，昔日的文人屌丝集团成为掌控国家权力的上层阶级，但凡有志之士，人人都认为加官进爵是光耀门楣和振兴家族的不二之选。

文徵明寒窗苦读三十年，最后靠推荐进了翰林院，但是却被翰林院的两个状元当面羞辱：“如今翰林院成了画院啦？怎么连画匠都招进来啦？”文徵明在翰林院四年只画了11幅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想强调自己画家的身份。当文徵明被状元讽刺的时候，他只能一言不发，他没有办法以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为傲，恰恰相反，艺术家成为一个被人耻笑的身份。

有明一代和清初，著名画家当中没有人写出长篇大论的绘画理论。北宋的郭熙、韩若拙以及一些著名画家都曾写过很精彩的画论，以阐述自己的创作。明清的许多著名画家学富五车，以沈周、唐寅和文徵明之才华，之所以不写画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希望强调自己的画家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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