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身份焦虑

无论在艺术上多么成功，无论在民间有多大的名声，他们还是需要一个官家的头衔来肯定自我。无论是赵孟頫、黄公望，还是文徵明、唐寅，虽然他们都是杰出的艺术家，虽然他们都没有当官的天资天赋，但是他们都无法摆脱有个“官家身份”的终极理想。艺术家的身份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自我期许。

于是，我们看到赵孟頫在“直将忠直报皇元”的官员身份与“飞来飞去百自由”的艺术家身份之间徘徊犹豫。于是，我们看到文徵明在“白头来作秘书郎”的官员身份与“晏居终日懒衣裳”的艺术家身份之间痛苦纠结。于是，我们看到唐寅在“壮心未肯逐樵渔”的仕途理想与“笑舞狂歌五十年”的艺术情怀之间蹉跎一生。

西方艺术家的身份焦虑

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欧洲有艺术品而没有艺术家，只有工匠。工匠的地位甚至比不上中国古代民间画坊的画工，因为他们当中有些是奴隶，他们的名字几乎都不会出现在艺术品上。工匠自然也没有身份的焦虑，他们只关心三餐一宿。

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艺术家仍然处于中世纪的卑微地位，被看作下等工匠甚至奴隶。文艺复兴中期，随着欧洲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兴起和人文主义影响下，个人意识开始觉醒。艺术被越来越多人接受，艺术品创作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杰出的艺术家与只擅长工艺的工匠逐渐区分开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了“艺术家”的身份，而另一些则继续从事着多面手的工匠的工作：画画、做家具，兼职修鞋。

15世纪中期，那些技艺精湛，甚至具有人文思想的工匠有了艺术家的身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份的焦虑”。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为首的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但拥有熟练的创作技术，还具有科学、文学、音乐、哲学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具有人文精神。他们希望通过种种努力，让艺术籍着科学和人文精神而成为高贵的事业。让艺术家的身份与哲学家、思想家、人文学者、科学家处于同等地位。

如果说中国宋、元、明的文人画家始终没有摆脱“身份焦虑”的宿命，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则成功地解决了“身份的焦虑”，他们中的佼佼者把艺术提升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彼时的艺术家也成为一个高贵的身份。

现代艺术家的身份焦虑

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是因为吃得太饱，所以有了身份的焦虑。而有的艺术家则是因为吃不饱，从而产生身份的焦虑。20世纪3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无数的艺术家也陷入了困境，包括德库宁、波洛克和罗斯科这些日后的红牌也饥肠辘辘，人比黄花瘦。当艺术品换不来一餐饱饭的时候，艺术家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焦虑——艺术何用？艺术家何用？

幸运的是，此种因吃不饱而产生的身份焦虑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美国政府于1935年成立了“国家艺术进步管理局”，雇佣超过6000名艺术家，委托他们创作并发工资，此举帮助许多艺术家度过大萧条困难期。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中，美国艺术家幸运地保住饭碗，免于“身份的焦虑”。在三十年之后，轮到中国的艺术家因为饭碗被砸，而陷入“身份的焦虑”。文革期间，受到“反动黑画”与“文艺黑线回潮”的牵连，大批艺术家被打倒在地。与此同时，非艺术专业的群众走上前台，创作各种伟人头像和红色艺术。真正的艺术家只能“台下我望台上你做我想做的戏”。无数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与焦虑，如果我不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那该多好？

文革已经结束了三、四十年，今天的艺术家已经不会再希望成为一个农民或者工人。但是他们依旧无法摆脱“身份的焦虑”。今天的许多艺术家，既想迈进艺术史，又想配合资本运作，还要迎合体制主流。有的艺术家一边宣扬自由理性精神，一边搞江湖小圈子，一边在体制里占一席之地······看似如鱼得水，背后甘苦自知。事实上，今天的艺术家需要面对的身份错位而带来的焦虑与煎熬，远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

结语

黑格尔认为焦虑是恐惧的一种，这个德国人太悲观，我们不妨乐观地认为，焦虑的潜台词就是渴望与抗争，焦虑是时代进步的动力之一。艺术家的焦虑并不是坏事，重点在于你为什么而焦虑？

康德曾经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身上发生着什么？”关于身份的追问与焦虑，也是今天的艺术家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我是谁？我应该为了阶层和地位而焦虑？还是为了身份的标签而焦虑？还是为了艺术的方向而焦虑？

如果黑格尔与康德太过隐晦艰涩，我们不妨再听听邓紫棋的《泡沫》：“再美的花朵，盛开不就凋落；再养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历朝历代，多少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达官显贵，早已“凋落与坠落”，恒久远的只有艺术家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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