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莫高窟考古报告是几辈子的事

原标题：“退而不休”的樊锦诗：莫高窟考古报告是几辈子的事

樊锦诗和她的“青春” 谢震霖 图

樊锦诗今年正式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任职名誉院长。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时，让这位有着浓重上海情结的“敦煌女儿”始终放不下的，是《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即把莫高窟所有的考古遗迹全部记载下来，作为研究依据。历经多年，樊锦诗率领的团队终于拿出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而这样的考古报告，要编100卷。

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大学毕业后却扎根于风沙之中的敦煌，而这一扎根就是半个多世纪——这是被称为“敦煌女儿”樊锦诗的选择。

樊锦诗今年正式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任职名誉院长。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时，这位有着浓重上海情结的“敦煌女儿”卸任才一个多月，77岁的她身形瘦小，满头银发，走起路来却精神得很，从60岁那年接任段文杰先生伊始，她在院长一职上已经干满了17年。

从1963年北大毕业赴敦煌报到，樊锦诗的青春都留在了大漠——“青春”也是伫立在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一座雕像的名字，雪白的少女塑像齐耳短发随风微微扬起，身背草帽与工具大步前行，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宛然可触——那是雕塑家孙纪元以刚刚来到敦煌的樊锦诗为蓝本的创作。

让古稀之年的樊锦诗始终放不下的，是《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即把莫高窟所有的考古遗迹全部记载下来，作为研究的依据。曾经，在1950年代，由郑振铎先生牵头编过“敦煌文物报告”，但那只是一套图录，与之相比，考古报告除记录下壁画和塑像的美术信息外，还要研究塑像用料的成分构成，是否添草，壁画的颜料所用的矿物构成等等，这就需要多学科的融入。从本世纪初真正开始开展工作至今，历经多年，樊锦诗率领的团队终于拿出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而樊锦诗说，这样的考古报告，要编100卷，这将是她退休后的主要工作。

考古报告

才完成了百分之一

艺术评论：您以前一直为敦煌研究院奔波忙碌，现在做了名誉院长，状态有变化吗?

樊锦诗：没什么变化。我是自己愿意退下来的，并不是突然之间。我77岁了，自己觉得年龄大了，虽然没老糊涂，思维没有迟钝，但跟年轻的时候状态总归不同了，全国估计也没有另一个这么大年纪还担当如此重任。我很自然退下来，然后感觉压力就小多了。

艺术评论：大家都知道您是想和敦煌相守一辈子的，现在担任名誉院长，对敦煌的学术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是感觉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樊锦诗：肯定有不到位的地方。我每年的研究都会做一次总结，从管理方面、业务方面，供他们参考。还有当院长时欠下的事，还得做。比如去美国，盖提基金会、敦煌基金会都有点关系，这也需要做。如果有募款，他们也还会找我。

艺术评论：我知道您正在在做《莫高窟考古报告》，这是针对莫高窟的全部洞窟吗?现在完成了多少?

樊锦诗：那是几辈子可能都做不完啊。现在完成了百分之一吧。考古发掘肯定要出报告，要全部资料，这就复杂了。我们表面上看到一幅画，可以知道名称、尺寸，还有所处的位置。看不见的有：画下面是什么，什么材料构成。这就需要分析了，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一群人，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的考古是地面上的领域，是文物单位必须做的事。我最初到敦煌研究院实际上最早的任务就是做《考古报告》。结果来了这么多年，一直没做成。有客观原因，1960年代我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试着做的过程。又遭遇到一系列运动，然后“文革”开始，在“文革”时期我们受了很多干扰，可以说这个工作停顿了。整个环境平定下来已经80年代初，报告需要很多人做，一个人完成不了，“文革”后，我们想做，但是思路也没有理清楚。是试来试去，不对再改。边做还是边觉得有问题。考古报告要把所有的考古遗迹记录下来，不仅仅是写下来，而是有手段的。举个例子，如公安局破案，不能仅有个文字报告，也要有照片，第一现场、第二现场的证据，要把所有证据拿出来，所以他们一个案子要反复讨论。我们就是把所有遗迹做下来，按照序列，慢慢做，但还是不满意。到1980年代末，才陆陆续续有人手加入。一件事破坏起来几天就破坏了，但重建就不容易了。我们又重新开始做，一边在洞窟里搞测量，一边做文字记录。我是项目的负责人，本来是搞考古的，试来试去、改来改去做出了总体规划，这是我一个人在做。说到底是做出来了，是按照时代，实际上它大致还是有序的，可以各种各样地排列，就像房子的门牌号，是人为做下来的。

艺术评论：包括张大千当时在敦煌都是有他的编号的。

樊锦诗：张大千编过很多次。编的号不能去改，约定俗成，再改不就乱了套了?

艺术评论：现在定的这个序列号大概是什么年代的?

樊锦诗：现在我们用的是国立敦煌研究所1940年代后期定的，当时人们认为过去若干次的编号有毛病，但实际上怎么编都会有问题。编号一般是挨着排，顺着一条里弄。但建造莫高窟是1600年前，不可能民间搞一个规划按着规划来，但实行时大致是有序的。后来，我就从年代的早晚——但也不是那么简单，有的洞窟后来又改，壁画又贴上一层，但是能看出来，所以最后就按照时代来编号。中国人有个毛病是不按次序，排队爱“加塞儿”，莫高窟同样有这个问题，到后面没有地方建新窟，就挤到老窟里面。后来越修越没地方，所以往上、往下、往两边修，这些，编号的时候都要照顾到。比如隋代，别看这个时代短，和秦代一样，但是隋很重要。汉承秦制，郡县制就是秦代的，现在也基本也在用。隋代很了不起，它积累了财富，隋代虽然短，但修了很多洞窟。编号的时候，你以为你找到了最早的那个，孤零零的，结果它旁边出现了一个隋洞，隋洞是插进去做的。所以考虑到排列，首先是时代。报告的每一本、每一卷都有个分量，不能一本很厚，另一本很薄，如此分类。我们把三个洞，三处石窟加起来编一卷，一共编100卷。1957、1958年，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搞了一个编委会，编敦煌的石窟报告。他们开过好几次会，也有计划，后来了解到他们是要做图录，不是考古报告。考古报告要求应该是每个洞，把其中所有的遗迹全面、完整、系统记下来。我做报告要给我的老师看，跟院里搞考古的人征求意见，这报告应该怎么写。不是光写，要看过去的资料与现状，要有更多的手段。过去是文字记录、测量还有照片，后来想想觉得不够，比如壁画下的墙壁，是什么泥做的?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草泥里的草是芦苇还是棉花?画的颜料是什么?这就复杂了。还有洞窟的年代确定，可以根据考古的办法分析，也可以用碳14来测量。后来才意识到应该注重各种学科的融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复杂了，绝对不是我樊锦诗一个人能做的。我们后来就组建了报告的小组负责这件事，不仅考古的，还有搞保护的、资料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人才组成，具体的项目才可以做。

这都是本世纪的事了。因为以前总改。测量上出问题，不对劲。原来测量是小平板仪，还要三角尺、垂球等，怎么测都不对。不准。但这个测量对考古学来说是进步。2006年，根据老的测量凑合着弄出结果，去拿给我的老师(北大考古教授)宿白先生看，我们还请了北京的大学的考古研究所的5位专家，一看，有的不说话，宿先生说：“这个图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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